现代中央银行有三大职能。一是维护货币稳定，过去30年通胀目标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即使没有严格实行该机制的央行也把控制通胀作为首要目标。二是促进金融稳定，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各国央行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新抓手。三是提供支付体系核心部分，即基础货币，在零售支付层面是现金，在批发层面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就这三个职能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草案，我认为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一是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立法目的；二是明确央行“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责定位，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三是健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制度；四是央行牵头国家金融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组织实施国家金融安全审查工作；五是数字时代下的变革，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和数字形式，为发行DCEP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战后的三十余年，即1950-1970年代，在凯恩斯理论的框架之下，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框架符合“大政府、大央行”的模式，财政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中央银行的作用也在增强。这一时期的两个重要特点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和加强金融管制，即所谓的金融压抑，但总体上央行从属于财政。该时期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大幅降低，也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通胀在1980年代初达到高点，甚至出现滞胀。

基于对1970年代滞胀的反思，古典经济学的理念逐渐回归主流，1980年代以后，全球又一次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政策框架并没有回到1930年代之前的“小政府、小央行”，而是体现为，在宏观层面，强调财政平衡，央行与财政分离，央行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机制实行通胀目标制，在微观层面，推行市场化改革、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胀越来越不是问题，甚至有通缩的风险，但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又回到人们关注的视野。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历史的钟摆又摆回来了一些，虽然不是简单重复，但似乎能看到二战后三十年的影子。首先是加强金融监管，尤其央行被赋予宏观审慎管理的新职能，央行的责任增加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界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了，央行通过购买国债甚至风险资产以扩表，央行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客观上降低了财政融资成本，央行购买风险资产是一种准财政行为，因为其代表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易行为。

和欧美的演变路径相比，过去40年中国基本上是相同的方向，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央行和财政一家，基本没有金融。改革开放之后，商业银行和央行分离，中国开始发展资本市场、重建金融体系，央行和财政相对独立。最近几年，金融监管也在加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尤其是参加巴塞尔三协议，这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草案也正式确立了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上的职能。

总之，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理念和政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在金融监管等领域推行改革，货币政策非常规措施似乎在变为常规。从结果来看，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似乎有所提高，不过这是一个周期性波动还是结构性变化仍有待观察。总体来讲，全球范围内资产泡沫、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有些领域甚至恶化了。金融危机后央行的重要性增加了，也招致不少批评，叠加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未来中央银行职能如何演变是关系全球经济和金融的重要问题。结合历史演变和新的挑战，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多重目标带来对央行独立性的挑战。多目标必然涉及到多工具，有些超越央行传统的领域，央行与财政、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与监管机构的交叉和协同增加。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央行独立性问题。

回顾历史，上一轮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的阶段也是全球化时期。在1780-1910年代，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体现在金本位制度上，政府对货币环境的影响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为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过去40年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各国央行的独立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对外开放的视角。遵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尊重国际共识与规则，加强国际合作，有利于维持稳定和可预期的宏观金融环境。

两者孰优孰劣？我的观点是，混业经营的危害更大，尤其是对中国而言。2005年至今，中国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和结构不合理与混业经营不无关系。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现代银行也是公私合营机构，混业经营把政府信用对银行体系的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既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影响金融稳定，恶化收入分配。我认为应维护以分业经营为主体的宏观审慎框架。

CBDC作为新型安全资产，其需求可能比较大，仅靠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减少来抵消可能不够，需要央行资产的扩张，包括央行持有的国债、风险资产（企业债券）和再贷款等。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只有政府机构直接和私人部门发生某种交易才属于财政行为，政府收税和支出属于财政行为，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不是财政行为，而是货币行为。但是，央行如果直接购买风险资产，或者央行对实体部门再贷款，则是一种准财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