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的难局
经过科学家的初步研判，新冠病毒来自动物，由动物传到人，再人传人，病毒的传播不分阶层、种族、国家，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并造成全球经济大衰退。既然这样，本来应当全球与共，共破难局。但现在只好各国根据国情特点，科学施策，控制疫情，复苏经济。中国的做法大家有目共睹，其中就包括是全面引入信息数字技术，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效果非常好。这得益于人民的配合，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让渡了个人信息隐私，个人和政府都可以精准防控疫情，推动复工复产。能够这样做，来自儒家文化“舍小我，为大家”的精神和相信政府的传统，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座右铭就是“天下为公”，东亚做的比较好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西方各国怎么做，当然需要根据国情，采取科学化的手段。但民粹化的炒作，转移视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既然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任何国家控制不住疫情，全球人员交流、货物流动都会受阻，经济都难全面复苏，因此帮助最薄弱国家也是帮助自己。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因此有能力的国家要负担起责任，“天下为公”。其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应当作为纽带和桥梁。
中国是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经济处于V型复苏之中，同时由于全面的融入全球经济，恢复程度还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不过，大的概率是全年经济有2%左右的增长。细分到不同的国家和行业，可能是W型复苏，也可能是K型复苏。数字经济行业处于K的上划，制成品出口和人际服务的行业处于K的下划。由于各国竞相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虽然处于低谷，但是资产价格上涨，金融中心国家可能处于K的上划，旅游占比大的国家处于K的下划。这些表述虽然是形象的，也能说明我们都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
破解逆全球化僵局
本轮逆球化的思潮是逐步兴起的，已经有大约10年的过程，开始于欧美，比较典型的是占领华尔街行动和南欧国家结构性改革的艰难处境。在现任美国总统的推动下，美国优先，四处退群，走向极端，陷入僵局。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以及跨境投资，是基于规则的各国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按照比较优势，产业链、供应链分布到全球，提高全球经济的效率。
全球化在给所有国家带来红利的同时也有副作用，比如传统就业机会的转移和收入分配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和资本，不利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者的就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伴随着全球化的是新技术快速演进，特别是信息技术应用，需要有广阔市场的支撑，例如智能化的手机不过10多年的历史，今天手机性能的提升和应用场景的范围，是10年前难以想象的。技术进步为所有人都带来的好处，副作用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电商平台的兴起，使得不少实体店倒闭，甚至大型购物中心也在倒闭或者转型，不少传统就业岗位流失。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更多的来自全球化还是来自技术进步，经济学家并没有定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一个结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反对全球化。
如何应对?一方面是共同合作改进全球化的规则，使得全球化红利更为均衡、公正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是眼睛向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减少副作用。2008年G20提升为元首机制，在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每年的主题之一，就是维护全球化和推进结构性改革，但是结构性改革面对既得利益，推进缓慢。2016年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笔者主持的议题之一就是机制性的推动结构性改革，各国财长明确了9个重点领域由各国根据自身的问题进行选择，并形成48条指导原则，建立每年自评估和分组互评估的机制。这个共识成果交由G20杭州峰会由各国元首签字通过。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在已经没有共识了。
面对当前的逆全球化僵局，对于强权霸凌行为要针锋相对，同时大多数国家是愿意维持全球化的，不过是诉求不同，与我国总会有交集，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重点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9月1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在9月15日举行的经济50人论坛上，笔者谈了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通过国际比较分析，特别是中日比较，认为这一战略决策，基于历史、现实和内外环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在全球采购大宗商品，大力引进技术，并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本国高水平制造业，产业链高度的分布于国内，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销向全世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在政府层面，对制成品贸易保护，汇率低估，保护知识产权不够，外资进入很难。这是一种内循环为主，外循环是进口大宗商品，在国内“吃干榨尽”，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并销向全世界的模式，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但不可持续，最终不被国际接受，其后逐步转型。我国也有一个逐步转型的过程，已初步成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就不再详述。目前由于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国内的需求和供给还没有很好的动员起来，内外循环的结合还有障碍，因此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我们需要破解的另一个僵局是美国主导的同中国“脱钩”，这是双输、多输、少输算赢的负合博弈思维，比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思维方式还不如。美国先关闭我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中国按国际外交惯例关闭美驻成都总领馆，都输，谁输的多谁输的少，见仁见智。技术脱钩也是负合博弈，在信息化的今天，技术脱钩后，疫苗的研发，AI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最终谁输还不一定。反正是人民和企业会输，最后会给政客施加压力，回到正和博弈，就是互利共赢的思维上来。当然会有赢多赢少的差别，如果认为自己赢的少，要眼睛向内，用结构性改革解决自身问题。
破解全球与共难题
这要进行以规则为原则的竞争合作，目前的规则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的规则。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目前的多边机制确实需要改进，例如WTO的规则修改需要全部国家一致，的确低效率，而且相关规则已落后于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的新时代，也需要改进。9月初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表示全球数据治理应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发展安全，坚守公平正义”三原则。对各项规则，各国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倡议，共同切磋。在习近平主席9月22日讲话中还讲到，“我们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我们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关系，使发展既平衡又充分，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为了从经济学角度加深理解，笔者建议大家读一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茲所著《全球化逆潮》。他从信息不充分经济学的角度谈全球化问题。传统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充分的、对称的，按这样的假定形成全球化规则，按照比较优势形成资源配置的最优解，但真实的世界是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强国相对于弱国，资本相对于劳动，更有信息占有和利用的优势，以此形成的规则，对比较优势和资源配置都造成了扭曲，表现为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甚至出现反全球化浪潮，相对于最优解是逆向选择。
那么如何解决呢?以WTO为例，由于规则改变的困难，“多哈回合”到现在僵局未破。其实G20是一个比较好的机制，相关国家GDP占比达到全球的90%，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和金融业强国、以及大宗商品为主国家的代表，还有G30的代表，这是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的论坛(Global GovernanceGroup)，目的是加强同G20国家的沟通，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各主要机构的代表。在这个机制上达成共识，有助于推动各多边机制规则的改进。中国的态度十分明朗，支持全球化，改进全球化。问题在于其他主要国家的态度，愿意坐在一起磋商。
这就回到了我们的主题“全球共破局”。什么时候出现这一局面?近期不乐观，还会在多输的环境下折腾数年。目前全球杠杆率高企，相对于经济基本面，金融资产存在泡沫，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逐步恢复之后，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需要退出，如果退出节奏不当，引发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强烈的危机，不是没有可能。危机有可能触发共识，合作共破局，但不会是2020。
本文编辑：王晔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