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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皓等:化解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是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 ——根据《2020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半年报》 | 封面专题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周皓,国家金融研究院新结构金融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沙楠,清华大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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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是甄别和认识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借鉴国际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成果,结合已公开的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证度量了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展望下半年,潜在风险主要是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集中滞后显现。本文对此提出了三方面的有效应对建议。

 

宏观层面:触及短周期风险警戒阈,但风险可控

金融体系韧性较强,悲观预期已被充分反映

长周期看(2006.06—2020.06),如图1所示,中国金融体系的巨灾风险指标(CATFIN)近几年一直未触及风险警戒阈,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由于巨灾风险指标是由二百余家上市机构的超额收益率计算得出,考虑到当前银行板块估值偏低,个股大面积破净,现已充分反映净息差将来进一步的走低以及不良率的攀升,悲观预期当前已有所体现。特别是金融去杠杆以来,金融体系的巨灾风险指标波动有所减缓,金融体系整体韧性得到提升。而另一方面,指标构成中包含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疫情冲击以来,房地产投资的较强韧性也在稳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周期风险指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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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短周期风险警戒阈,趋势值波幅平缓

短周期看(2017.02—2020.06)(如图2所示),中国金融体系的巨灾风险指标(CATFIN)在疫情冲击以来两次触及风险警戒阈,但趋势值波幅减缓。两次触及分别是1月底中国内需生产冲击和3月海外市场的外需冲击,溢出和溢回导致一季度风险指标有所反复。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速度的减缓,CATFIN指标在4月以来处于下降趋势,但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摩擦又给风险指标增添了些许变数。与此同时,疫情是否会二次暴发也将在短时间内影响风险指标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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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城商行和农商行仍是关注重点,金融风险覆盖能力偏弱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大

本文测算了目前在沪深上市的全部金融机构(共79家)的微观系统性风险指标:系统性预期损失值(SES)、条件在险价值(ΔCoVaR)以及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并将它们按照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行业来做子样本分析(如图3所示)。从分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总值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大,2020年上半年有明显的增加,其中ΔCoVaR增幅最为显著,但回落迅速。以SRISK指标衡量,银行业风险总值仍处于高位。从均值来看,保险业的边际贡献也十分显著,在疫情期间有明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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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与农商行金融风险覆盖能力仍然偏弱,上半年均触及1.5高点

总体来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防范对象仍然应该是银行业。我们将银行业拆分成国有行、股份行和区域性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进行子样本分析(如图4所示)。具体来看,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上半年的预期资本损失覆盖程度均大于1,其中城商行和农商行上半年均触及1.5高点,当前虽有所回落,但仍须加以警惕。在2019年时,国有行、股份行的覆盖程度多小于1,表明疫情对银行的信贷质量有比较显著的冲击,风险的覆盖能力有所降低。当前宽松政策下,金融风险仍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内,但考虑到不良率的滞后显现,对银行未来提升风险覆盖和风险化解能力提出了更高挑战。同时这次疫情冲击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对资产质量较低的低收入群体、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而言破坏力度更大。未来城商行和农商行的风险处置压力也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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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两次大幅跳升,触及短周期高点

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三个子样本的系统性风险指标走势相近,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在上半年两次阶段性快速上升,农商行跳升幅度最为显著。以ΔCoVaR衡量,所有子样本银行均触及短周期最高点,但回落迅速,跳升后能快速降回历史均值附近。以SRISK衡量,国有行、股份行和农商行的边际贡献仍处于高位。从边际贡献的绝对值来看,城商行SES最高,农商行的贡献也日益显著。因此从风险边际贡献角度,城商行与农商行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他数据印证

对中小银行而言,当前和未来面临的资本金压力更大。一季度数据显示,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与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均有上升趋势,其中城商行与农商行环比增速较高。从资本充足率来看,农商行降幅明显,城商行绝对水平最低。从贷款来看,监管层促使银行合理让利实体、压缩息差,但与此同时银行负债成本相对刚性,不良率也有上升趋势。综上,公开数据与前文风险边际贡献、金融风险覆盖能力的结论较为一致,城商行与农商行是未来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重点关注对象。

潜在风险

价格角度: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非市场化定价

央行在疫情期间虽然创设了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最终的信用风险仍需银行来承担。考虑到当前政策重心是让中小企业先渡过难关,稳住就业,银行才大幅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降低贷款利率,但这些宽信用政策可能仅仅是延缓了信用风险的暴露。融资难较易解决,融资贵若按非市场化方式对风险进行定价则易埋下隐患。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往往相对较高,一旦疫情过去,不良纳入标准回归正常,坏账率是否大幅增加是需要前瞻性防范的风险点。4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阶段性的下调,一方面确实能激励信贷投放,但另一方面会使其抗风险能力下降,容易缺乏足够的资本来缓冲滞后的不良贷款。即便从非标来看,非标转标、非标转贷也需要占用更多的资本。因此,随着不良率的滞后显现,银行未来需要补充更多的资本来弥补资本消耗过大与过快。

此外,对个人创业贷款的担保贴息政策若补贴力度过大也易滋生道德风险和产生不良贷款。当前农商行所承担的个人经营性不良贷款占其全部不良贷款的13.10%,远高于其他三种银行类型。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官网统计,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5542亿元,同比增长25.93%。农村金融机构虽然仅占银行业金融机构13.3%的资产,却一直是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主力军,2020年一季度占比36.2%,2019年全年占比37.92%。目前,信贷政策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农商行必然加大对个人经营性贷款的支持力度。同时,监管机构放宽了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明确“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的容忍度标准。未来如果经济环境改善缓慢导致需求持续不足,经营状况较差导致偿还能力不足,这部分补贴性贷款也将逐步变为逾期贷款甚至呆滞贷款。

行业角度: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修复斜率较低

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速相比,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修复斜率较低,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经济内需不足、修复动力偏弱的事实,还反映了相关行业的贷款质量有降低的风险。若供需缺口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持续低迷,则两个行业贷款关注类转为不良的迁徙率也会升高。从贷款存量角度看,制造业占有较大比重。尽管基建投资的发力和房地产投资的韧性会对制造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出口的反向拉低作用也不可小觑,加之产成品高库存、生产价格指数(PPI)等因素的制约,制造业投资短期内仍将缓慢修复,且利润率并不乐观,因此制造业不良贷款的滞后显现是需要加以警惕的。从增量角度看,制造业企业在疫情期间虽然获取了大量贷款,但并未转化为有效投资,或存在利用结构性存款空转套利的行为,进而增加了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反观住宿餐饮业,其受到疫情持续时间的影响,当前疫情二次暴发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短期看利润修复也将低迷,因此该行业不良贷款也存在反弹的可能。

根据万得提供的2019年37家银行不良贷款结构数据统计,整体来看,商业银行一半的不良贷款来自制造业(34.36%)及批发和零售业(17.01%)。其中,城市商业银行27.83%的不良贷款来源于批发和零售业。另外,根据银监会2018年公布的分行业数据来看,不良贷款率最高的五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4.70%),农、林、牧、渔业(4.40%),制造业(4.20%),采矿业(3.70%),以及住宿和餐饮业(3.40%)。2020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各产业同比下降显著,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当季同比-35.30%,批发和零售业当季同比-17.80%,制造业当季同比-10.20%,农、林、牧、渔业当季同比-2.80%。另据银保监会公布的信息显示,为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重点投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基础设施行业,相关贷款分别增加1.1万亿元、0.9万亿元、1.5万亿元。但需要注意的是,社融、贷款规模的上升与实体经济恢复存在一定的时滞,受创严重的行业短时间难以产生可持续的资金流来还本付息,逾期和不良贷款有进一步累积的倾向。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季度银行贷款审批指数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64.70%),表明接受调查的银行家普遍认为本季的审批条件显著放松,而这一指标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在原有稳定的经济环境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就居高不下,考虑到当前这些行业的贷款存量迅速增加,加之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和信贷政策环境的放松,或导致行业不良贷款率进一步随之上升。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并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可以预见不良贷款余额将在下半年急剧累积。

地区角度:高负债地区融资平台偿债能力变差

根据银监会2018年公布的分地区数据,不良贷款率最高的七个省份是内蒙古(3.80%)、甘肃(3.40%)、贵州(3.00%)、云南(3.00%)、吉林(3.00%)、山东(3.00%)和辽宁(2.90%),且均呈上升趋势。这些地区的区域型银行风险较大,如已经暴露风险的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另据审计署2019年发布的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河南有42家地方性银行不良超过警戒线,不良率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银行的不良率超过40%。

受疫情冲击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紧张的局面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尽管当前有部分省市清退高成本非标融资的情况,但这恰恰反映了高负债地区融资平台将来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偿债任务较重。与此同时,融资平台等国企往往又是城商行的大股东,城商行很多长期贷款也与融资平台相关,融资平台偿债能力变差直接影响中小银行的贷款质量。融资平台往往同时使用贷款、债券和非标,若债券非标发生违约、刚兑信仰被打破,贷款逾期的概率也会上升,进而导致不良资产的规模增加。因此,对负债不高、有较强资金实力和良好现金流的融资平台而言,可选择通过国企或直接注资中小银行、认购其发行的资本补充工具或者成立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AMC)的方式来帮助银行化解不良。对高负债地区而言,能帮助银行化解或剥离不良的资金有限,渠道也并不多,中小银行的处置压力也相对更大一些。

通过整理发行同业存单的中小银行财务数据发现,部分地区农商行与城商行的不良率已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城商行中,大连银行、葫芦岛银行不良接近4%,吉林银行不良为4.3%,锦州银行不良为6.5%,超过警戒线。农商行中,铅山农商行不良为18.6%(截至2019年6月末,其他银行截至2019年12月末),贵州乌当农商行不良为9.85%,远超5%警戒线。大连农商银行不良为4.96%,拨备覆盖率仅为71.93%。结合辽宁、贵州地区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高、还本付息压力大的特点,上述中小银行的不良处置压力已相当之大。

实际不良贷款率估算

在银监会印发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中,贷款被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另外,逾期超过一定期限,通常指超过90天,也应归为次级,即不良贷款。而在评价银行价值创造指标体系里,除了关注不良率,衡量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和资产质量的指标还有关注贷款率。2019年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得出银行关注类贷款转变为不良贷款的比例为20%~40%,且预计集中转变时间是2020年。疫情暴发前的统计结果表明2020年的不良贷款压力有激增的可能性,而经济不确定性的叠加,使得2020年不良贷款高升成为必然。

采用以上不良贷款统计方式,我们将万得上提供的2019年34家银行(包括6家国有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农商行)的不良贷款数据进行了结构分析,如图5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本样本中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58%和1.46%,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说明样本覆盖的为较高质量的中小银行,关注贷款占比和逾期贷款占比也仅为整体下限水平。整体来看,2019年关注贷款的平均占比比不良贷款的平均占比高出50%左右。本样本中城商行的关注贷款占比和逾期3个月贷款占比都是最高。不良贷款加上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后,除了国有行,其他三种类型的银行该类占比都大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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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可以利用本样本的贷款结构数据推算整体不良贷款的实际下限水平。2020年一季度全部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4.09%,如果加上2019年样本中滞后的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占比(1.07%),或者加上40%关注类贷款比例(2.16%),实际不良率已经超过或逼近5%的监管标准。由此可见,质量较高的中小银行尚且如此,更多的没有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发行资格的中小银行压力可想而知。

政策应对

多渠道补充资本

鼓励中小银行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来补充资本。发行层面,进一步放宽部分监管指标要求,包括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对中小银行而言,可适当下调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的要求。在资本工具条款设计方面积极创新,包括赎回条款、减记条款、转股条款等。交易层面提高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的流动性,并丰富投资主体。当前银行和理财产品持有较大比重的二级资本债,多为存量交叉持有,应进一步引导增量资金参与投资。具体而言,进一步放宽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的条件,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推动资本债券在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允许合格投资者参与投资。永续债是国外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常用的工具,央行应常态化开展央行票据互换操作,进一步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

此外,应鼓励探索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可行性。当前专项债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已适当提升,但还未能用于补充城商行与农商行的资本金,专项债直接用于项目固然可以稳投资,托底经济增长,但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也可更好地发挥信用扩张的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另一方面看,当前中小银行已持有一定比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若将其用于补充资本金,也可更好地支持当地融资平台发展。因此,从风险化解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应进一步拓宽专项债的用途范围,间接定向认购与直接发债注资两种补充资本金的路径可依据各地区的不良现状和财政压力分别开展试点。

剥离不良资产与债转股

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承接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和债转股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仍存在一些限制,如个贷不良仍是靠银行内部来化解。为此,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放宽核销、转让和处置的限制,扩大不良贷款转让试点范围,优先纳入中小银行,允许其前瞻性地处置和化解一些不良资产。与此同时,加强对剥离交易真实性的审查,防止出现利用资产减值对利润进行调节,出现财务“大洗澡”的情形。

随着中小银行核销力度的加大,不良资产的增量会逐渐增多,对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应适当降低其准入门槛,鼓励其参股入股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在经营范围上严加限制,防止打着不良资产处置之名行通道业务和类信贷业务之实。交易层面上,应进一步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存量,提高其流动性。

城商行与农商行兼并重组

与城商行相比,较多农商行不良率相对较高,净息差也相对较低。随着不良率的滞后显现,部分地区城商行与农商行可考虑兼并重组,不仅可增强农商行的资本实力,还可有效结合两者的比较优势。与城商行相比,农商行负债端相对稳定,在县域内具有稳定的存款来源。与农商行相比,城商行资产端投资能力相对较强,投资标的相对丰富。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层面,两者兼并重组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农商行相比,城商行与平台绑定程度较深,随着2020年基建投资的托底发力,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将在未来逐渐显现,应兼并重组农商行或降低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分散相关风险。

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的角度来看,部分城商行与农商行兼并重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农商行股东多为民企,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与此同时城商行大股东虽多为融资平台等国企,但股权结构较为均衡。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并不利于贷款质量的管理。兼并重组可改善农商行当前的公司治理,防范治理缺陷产生的相关风险,减缓民企出资持续性不强对资产质量带来的相关冲击。图6为2020年一季度36家沪深上市银行的股东统计,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差别明显。国有行和股份行的股权相对集中,前十大股东平均占比为92.85%和72.53%,第一大股东的平均占比为47.43%和28.82%。城商行的股权结构相对均衡,前十大股东平均占比为58.01%,第一大、第二大和第三大股东的平均占比分别为16.79%,10.96%,8.16%。而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前十大股东平均占比37.82%,第一大股东平均占比仅为9.69%。另外,不同于其他三类银行的主要股东为财政或者国有企业,农商行的股东多为民营企业,且个人股东较多,股权结构分散。当外部监管力度不足时,内部完善的公司治理会起到风险防范的作用,此时股权均衡银行的经营管理会更有效率,会相互制衡,贷款审批也会更加谨慎。所以,从股权问题入手有助于从根本上帮助中小银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容应对不良资产上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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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编制和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半年报》。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8月刊,2020年8月5日出刊,编辑:谢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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