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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做好疫情冲击下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 封面专题

文/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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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当前,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应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风险化解手段,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金融风险作为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被视为“首要战役”。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是前所未有的,加上国际疫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经济下行伴随金融风险上行压力增加,防控难度显著加大。面对严峻形势和内外部冲击,需要各方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增强预判,将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有机结合,积极应对困难挑战。

不断提高防控金融风险认识,始终保持对风险变化的高度警惕

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我国金融业在实践中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业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积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密切关注金融风险动向,持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控手段,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健的金融环境。

一是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确立了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开展逆周期调节,在治理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稳抑制了改革开放初期因投资过热等因素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受住了经济周期考验,避免了外部风险传染。在此次疫情应对中,通过采取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创新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措施,确保了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体系。从以人民银行为单一主体的金融集中管理体制到形成完善的分业监管架构,从行政性、合规性监管转向审慎性风险监管,构筑了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屏障。“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银行监管理念,证券市场公开、公正、公平“三公”原则深入人心。2018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银保监会正式挂牌,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得到进一步加强。金融行业法治建设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

三是不断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改革开放初期,重拳出击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整治“金融三乱”,清理“三角债”。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金融市场乱象,积极推动结构性去杠杆。针对融资平台、房地产、交叉金融等领域的风险累积,突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防控。影子银行规模大幅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在证券市场,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作、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处置化解手段。20世纪90年代末,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资产,开创了金融风险市场化处置的新途径。近年来,通过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推进高风险机构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大量历史包袱;推广债权人委员会机制,推动问题企业债务重组和破产重整。积极构建市场化的损失吸收和风险防范机制,有序建立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风险处置框架。

四是不断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改革全面深化。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破解了同股不同权的基础性制度障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股权结构得到优化,“三会一层”治理组织架构基本建立,奠定了现代公司治理基础。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强对股东股权的穿透监管,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树立资本约束现代经营理念,加快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深入研判疫情对金融风险防控形势的影响

当前,国内经济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

第一,关注内外部环境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挑战。疫情发生后,国家果断采取了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春节开市后提供了1.7万亿元短期流动性,通过降准释放了1.35万亿元长期资金,并增加了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长。与此同时,近一段时期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走势出现背离,2020年以来又叠加了疫情因素,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个目标间寻求平衡的任务更加艰巨。一是关注货币宽松与市场流动性充裕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有所回落。与2019年末相比,通胀预期暂时趋稳,其中有疫情的抑制作用。随着复工复产、经济秩序恢复正常,需要高度关注当前为对冲疫情采取的超常规货币政策的综合影响。二是关注需求萎缩对通货紧缩的潜在影响。5月PPI同比下降3.7%,已连续多月处在负值区间。从国际市场看,虽然普遍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但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信心不足,消费和投资大幅萎缩,由市场需求急剧收缩产生的通缩压力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显现。虽然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仍不能掉以轻心,特别要关注分析疫情对投资消费偏好可能造成的长期改变。三是警惕国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国外发达经济体目前普遍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由于自身需求不足,可能造成资本跨境流动,需要做好应对。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升至2.02%,创历史新高。未来,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和人民币储备配置比例预计还会持续上升。

第二,关注宏观杠杆率上升后潜在的债务风险。通过前期结构性去杠杆,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此次疫情中,各国普遍采取了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极低或负利率等应对措施,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水平普遍上升。我国也加大了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并引导利率下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明显高于同期。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也在上升。2020年一季度末达到259.3%,比年初上升了13.9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升至161.1%,已超过2017年历史高点。M2、社融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对于这类短期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及其影响,应当持续关注。一是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同时,要密切跟踪新增资金去向,警惕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防范企业债务过度累积。二是避免引发各部门杠杆的结构性问题。除了企业和金融业杠杆外,政府部门杠杆率虽然处在较低水平,仍需要警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反弹。此外,珍惜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成果,坚持“房住不炒”,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定力,防止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为未来埋下新的风险隐患。

第三,关注市场主体经营困难对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疫情让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出现了暂时性经营困难。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困难已开始在金融领域显现。企业短期偿贷能力受较大影响,造成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上升,已影响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一季度披露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2.04%,比年初上升了0.06个百分点。考虑到信用风险本身的滞后性以及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信用风险还将承受较大反弹压力。

第四,关注金融体系自身风险加速暴露、处置难度增加。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金融风险大幅化解,同时仍有不少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亟待解决。随着金融业开放,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风险传染性大大增强。在经济上行期,依靠资产规模扩张,风险不易暴露。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金融机构因公司治理不健全、内控不完善等体制机制长期积累的风险问题将加速暴露。部分银行机构存在拨备缺口、资产分类不实、风险抵御能力不强等存量问题将更加凸显。一些非法金融活动可能借机死灰复燃。同时,金融机构受疫情影响,风险化解能力下降,处置难度加大。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净利润虽然实现了增长,但考虑到信用风险尚未完全暴露,对资本和拨备侵蚀和损耗还没显现,内源性补充能力实际在下降;由于外部股东自身经营承压以及股东股权管理日益严格,依靠股东注资和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方式化解风险更加困难。

第五,关注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向境内渗透的输入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传播,全球经济衰退,国际经贸环境将更加严峻。我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已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国际贸易受到大幅影响,外贸企业出现出口订单推迟、取消、减少等情况,加剧外贸企业经营压力,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在国内蔓延。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动荡加剧。疫情暴发初期,多国股市因暴跌触发熔断机制,美股更是遭遇多次熔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大,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可能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增加管控难度。

全力做好新形势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虽然疫情对经济金融造成了重要影响,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同时也要看到,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金融市场运行也会趋于正常。此外,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总体仍在预期区间,现有政策储备和调节空间相对充足,加上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成果,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目前都处在较高水平,不良贷款率与国际相比仍处在较低水平,股市、债市、汇市总体运行平稳,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基于上述判断,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金融市场情况看,都有信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打赢这场风险攻坚战。

首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聚焦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构建保证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资金循环体系,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一是宏观层面精准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引导用好定向降准等扶持资金,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对冲疫情影响,刺激经济回暖。二是中观层面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特别是解决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这既关系到就业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与银行自身信贷资产质量息息相关。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采取非常规、临时性的特殊手段,给予续贷、展期、增加授信额度等支持,向企业合理让利,缓解企业财务支出和流动性压力,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三是微观层面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运用科技等手段,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和定制化金融产品,在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上下功夫。

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风险的治本之策。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还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依靠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增强金融结构适应性。一是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完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加强内源性资本补充,拓宽外源性补充渠道,增强资本实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深化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增加有效资本供给。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进一步完善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三会一层”架构,促进加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和偿付能力管理,建立风险、发展与效益平衡的激励约束制度,推行风险为本的企业文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最后,丰富风险化解手段,加大风险处置化解力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一是巩固前期整治成果,防止风险反弹回潮。保持监管定力,推进资管行业转型发展,防范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密切监测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状况,努力实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持续开展股权和关联交易整治,坚决打击股东违法违规行为。稳妥有序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积极处置化解新增暴露风险。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针对不同类型风险分类施策、“精准拆弹”。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三是强化日常风险监测评估。做实资产分类、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前瞻制定各类风险处置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防止局部风险扩散蔓延。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8月刊,2020年8月5日出刊,编辑: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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