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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小兵:从“0”到“1”: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原始创新服务体系—北京市原始创新投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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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因子。本文介绍了原始创新理念的提出,强调注重原始创新服务,并指出原始创新投资服务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北京科技创新基金必将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为科技领域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注入新动能。

科技改变世界,创新决定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科技创新中,原始性创新是非常重要和基础的一环,指的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有个形象的比喻:科技创新如“囊”,原始创新如“锥”。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只能做到量的积累,犹如囊中之物,而只有依靠原始创新刺破壁垒,才能带动科技创新成果喷薄而出。原始创新不仅会对科技本身产生重大牵引作用,还会在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方面引起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微观层来看,将引发企业的竞争态势;从宏观层面来看,有可能会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重塑竞争格局。因此,原始创新不仅能推进科技本身跨越式发展,而且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是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因子。

自2014年以来,北京市立足自身优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原始创新投资的探索,着力构建从“0”到“1”,即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原始创新服务体系,比如,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了清华大学范守善院士的“超顺排碳纳米管阵列”、北京大学彭练矛教授的“碳基集成电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研究员的“抗乙肝创新药研发”、中科院计算所石晶林研究院的“LTE-Hi(采用LTE小基站满足热点及室内覆盖需求的技术)小型化基站基带芯片”等一批国内外“第一”或“唯一”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项目转化落地,有效地带动和培育了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新动能。

原始创新投资理念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无论是在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还是在科技人力资源规模扩大、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增加速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增长。2017年,我国科研经费支出(R&D)达到17,606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国内生产总值占比)2.13%,超过欧盟十五国2.1%的水平。《自然》杂志预测2019年中国将成为科研支出最多的国家。科研投入增长带来的是人才数量和科研产出的增加,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稳居世界第一,科研论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专利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以量子通信、高铁、“天眼”为代表的一批引领性、颠覆性原始创新涌现。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科技水平已经从跟踪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尽管仍存在着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和科研管理评价体系重量轻质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原始创新也已经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将从源头上持续扩大高水平科技成果产出的供给。

但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是要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在应用中实现价值。我国原始创新也面临着科技成果转化的难题。科技成果转化本质上是一个市场行为,也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环节较多、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科技成果的产生到最终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这一价值传递链条,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接力,最薄弱的环节位于技术开发的初期阶段,即科技成果的诞生与投资者愿意“接棒”的阶段之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死亡谷”,这是全球创新领域的普遍现象。由于原始创新的首创性、突破性和非共识性等特性,相比于一般的科技创新,原始创新的成果转化更为艰难。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原始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巩固了美国的世界科技强国地位,具体表现在原子能、空间技术、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医药等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其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完善的政策法律保障体系、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通过风险投资和科技中介服务,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营造了协调配合、良性互动的良好氛围。这其中,风险投资以其独特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一剂良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W.米勒认为:“在科学技术研究早期阶段,风险投资的参与和推动,使科学技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由原来的20年,缩短到10年以下。”据统计,全美有近30万天使投资人,每年完成投资约200亿美元,约有6万家创业公司获得天使投资,其中80%是种子期或早期投资,正是这种早期投资为新兴领域创新注入强大动力。

自1998年创业板之父成思危在“一号提案”中提出发展风险投资以来,风险投资在我国已走过整整20年历程。到现在,已经发展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局面,近两年资金总量呈跳跃式增长。根据毕马威发布的风险投资趋势季度分析报告,中国风险投资交易额在2018年创下705亿美元的新高,较2017年的461亿美元增加52.9%,领跑全球,反映了风险投资行业的活跃。但规模提升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天使投资机构数量少,且大多数并未真正投向种子期或早期投资领域,对产业创新的前瞻性布局引导不足。根据对北京市10,404家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分析,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只有9%的企业获得了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的资金支持,与美国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过风险投资的资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就要求在按照市场规律、发挥企业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在其中的关键环节采用适当的方式对原始创新成果转化给予必要的扶持。从2014年起,北京市政府改变财政科技投入方式,从全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统筹资金中拿出部分资金专项开展原始创新投资的探索。政府和国有资本“往后一点”,以重大项目直接投资和联合社会资本设立子基金两种运作模式,引导作为创新创业“活水源头”地市场风险投资“向前一些”,共同助力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布局、颠覆性技术突破。

从原始创新投资到原始创新服务

从运行之初,原始创新投资就明确,精确定位科技成果转化从“0”到“1”阶段,以全球性视野,聚焦影响未来5~10年的“硬科技”原始创新,通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公益性引导价值和资源协调优势,建立跨越科研项目和风险投资之间“死亡谷”的新机制,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关键作用。原始创新确立的投资定位和步骤如下:

投资对象:高校院所的科学家、科研团队的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的重大科技成果,或具有重大行业引领性的国际技术转移和国际合作项目;属于高端“硬科技”原始创新,且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投资阶段:技术成熟、团队稳定,知识产权清晰,具备广阔市场前景预期,一般未成立法人实体或未达到商业实现。

估值与投资金额:投资金额一般不超过3000万元,项目整体估值不超过2亿元。

投资步骤:配套科研院所体制改革,鼓励科研团队成立法人实体,实现由个人、技术团队向法人实体的跨越,推动科技成果的“外部化”,实现项目到企业(技术到产品)的重大跨越;法人实体成立后,协调匹配各类服务资源,助力企业由初创期向成长期、成熟期过渡,吸引社会投资人关注并投资,实现法人实体的“市场化”运作。

与一般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投资性基金相比,原始创新投资的特点显著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布局的前瞻性:关注国内外具有重大价值、技术尚处于应用探索研究或预先研究阶段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体现新兴产业孵育的战略定力。

二是投资阶段的前移性:聚焦中科院、清华、北大等源头性创新单位,投资对象由企业前移至科学家、科研团队的重大研发项目,体现弥补市场失灵的引导作用。

三是孵化服务的前置性:超越一般孵化器的企业孵化思维,以产业孵化为目标,致力于从源头单位发掘项目,投资加速其转化为法人实体,可以看作是孵化器的“孵化器”。

从实践来看,原始创新投资中30%是资金、70%是服务。科学家、科研团队创业者拥有的资源是技术,除了资金支持外,还需要产业对接、市场对接、投融资、人力资源、宣传展示、导师辅导、园区落地等一系列的服务支持。这对投资机构带来了较大挑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整合原始创新投资优势资源。一方面,由于企业运行机制和以营利为目的,做基础理论的研究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对国际上的前沿技术跟进密切,并且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在原始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原始创新投资首先要能够根植于高校院所等技术源头单位,并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采取搭建转化平台、导入外部资源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技术源头单位的创新引领作用。其次,要依托高校院所的人才优势,提供敏锐的技术和产业分析判断能力,了解掌握全球前沿科技发展趋势,对科技发展趋势做出预判,精准发掘和筛选具有独特技术的项目,解决科技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再次,还要对接好产业资源,高技术水平不一定等同于高经济价值,关注技术突破性的同时,也要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考虑产品的替代性、市场的广泛性、产业的变革性,最大限度地消除转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二是要建立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作机制。首先,建立科研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现实操作中,支持由科学家牵头,联合团队发起设立实体企业,通过股份设计,明确团队之间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创业者的绝对控股权,一般不低于50%,激发其科研成果转化动力。其次,建立高校院所与科研团队之间的知识产权让渡机制。主要采取科研团队设立法人实体,再与高校院所签订知识产权排他使用或购买协议,同时约定未来收益的一定比例返还给高校院所,明确收益分配约定。同时,通过基金合作、约定股权比例等方式,建立政府、社会资本与科研团队之间的收益分享机制。利用收益分配、利益让渡等长效激励机制,将高校院所、科研团队、社会资本等各方利益紧密结合,即保障了创业者的核心主导地位,也使各方利益都得到了兼顾,实现团队切实受益、院所成果转化管理规范、重大成果转化加速、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的多维综合效应。

三是要构建“技术+资金+管理”服务体系。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中创业者最突出的三大需求——应用市场在哪里、空间如何落地、钱从哪里来,首先要利用好政府政策资源,比如北京2017年发布的《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将产业指导政策与配套的土地、财政、人才政策紧密结合,带来产业基础、物理空间载体、体制决策效率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其次,要灵活运用金融工具,以投资参与带动“资金”匹配,对接专项补贴、风险补偿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等创新科技金融方式,支撑、服务、引领资金链与创新链的匹配,实现对科研团队、初创企业的持续资金支持。再次,要在管理、咨询等方面匹配服务资源,通过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组建服务联盟等方式,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链条,使得创业人员完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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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投资服务迎来发展机遇

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个年头,原始创新投资服务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年初开始,《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从“募、投、管、退” 和“通、聚、税、人”等环节,提出20条政策举措,促进创投行业全生态链发展,发挥创业投资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引领作用;上海科创板细则征求意见稿出炉,注册制、上市条件、发行制度无不体现了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承载了“资本市场支持创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殷切期盼,也给投资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2018年,北京在前期原始创新投资实践的基础上,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北京科技创新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的双重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源头硬技术创新和原始创新,已经得到社会积极响应,越来越多的优秀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原始创新,有强烈的意愿设立科技投资基金。在机遇凸显的时刻,如何抓住核心价值、应对创新挑战,这是投资机构亘古不变的发展方向。我们也深信这些基金必将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为科技领域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注入新动能。

(季小兵为北京市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顾问。本文编辑/杨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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