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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圣、段胜辉:资产管理业发展的嬗变与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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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1998年为元年,中国资产管理业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以2009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本文简要回顾中国经济社会过去20年的发展变化,解析两个阶段资产管理业特征的成因,并结合市场形势的变化展望中国资产管理业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中国资产管理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8年公募基金的成立和证监会禁止民间自发的资产管理业务正式拉开了中国资产管理业规范发展的大幕。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公募基金发展20周年,恰好年内资产管理新规及配套措施陆续出台,中国资产管理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若以1998年为元年,中国资产管理业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以2009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是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在资产管理业上的映射和烙印,也是资产管理机构适应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下文通过简要回顾中国经济社会过去20年的发展变化,来解析两个阶段资产管理业特征的成因,并结合市场形势的变化展望中国资产管理业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中国的资产管理业的发展背景

资产管理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国资产管理业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和金融监管环境的特征和变化密切相关。

国内经济增长中融资需求持续旺盛

长期以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是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国际化进程提速,大量外商的涌入给中国带来的资本和技术,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样为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提供了基础资产。

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1998年—2014年的17年中除2001年外,第二产业均是经济增长首要贡献力量,多数情况下支撑了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2002年起,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持续提升,2006年达到峰值47.6%后开始下降,2013年才被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2006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高点42%,与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峰值对应。1998年—2008年,中国的工业化主要是重工业化,1998年轻工业的增加值份额达到65%的峰值后开始降低,重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开始同步提升,并于2008年达到68.53%的峰值;2000年之后重工业的产值占比持续提高至2008年71.37%后开始下降,在4万亿元财政扩张的带动下,2011年又攀上71.95%的最高峰,此后开始趋势性下降。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较轻工业占用更多的资本,也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其融资需求旺盛。

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的提升。1998年末至2017年间,城镇常住人口从4.16亿人增加到8.13亿人,城镇化率从33.4%提升到58.5%,其中,前10年城镇化率提升13.6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最快的时期;后9年城镇化率提高11.53个百分点。同期,城镇户籍人口从3.0亿人增加到5.9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5.1%提升至42.4%。4亿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滋生了巨大的基础设施和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测算的结果,新增城镇人口的人均财政支出成本为8万元,其中1万元用于公共服务,7万元用于基建支出。2000年—2017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各类住宅0.96亿套,累计完成投资84万亿元。

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繁荣。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分为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其他投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驱动制造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城镇化中人口迁移带来的住房需求推动地产投资的持续旺盛,二者又都对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了更高要求。1999年—2008年,GDP、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速分别为10.2%、20.1%;2009年—2017年,GDP年均增速8.1%,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17.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快于GDP增速。同期,城镇固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更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1998年的79.2%提高到2008年末的86.1%,2017年末更提高至98.5%。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金额占比1998年末为12.72%,2008年末提高至18.05%,2010年—2013年维持在19%以上,此后下滑在17%左右。

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融资。199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资金占比在5%左右波动,国内贷款在10%~20%波动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外资占比从1998年末的9%递减至不足1%,自筹和其他资金成为主要的渠道来源,占比在70%~83%且逐步提升,2011年之后稳定在80%以上。基建投资的主力是政府,自筹资金占比在60%左右,政府性基金占自筹资金的40%左右,其中75%左右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其余自筹资金主要包括发债、非标融资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首付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二者占比均在不断提升。

融资方式主要是债权融资,宏观政策调控导致债权融资结构不断变化。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一直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据绝对优势,但银行贷款的主导地位不断削弱。从2002年—2017年新增融资情况看,2008年之前的融资需要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票据贴现、委托贷款等解决;2008年之后,新增融资中人民币贷款的占比从70.3%锐减至2013年的51.35%,之后又大幅回升,委托贷款2013年—2014年占比达到15%,信托贷款2012年—2013年大幅提升,债券融资明显提高。总体上,社会融资结构中股票融资的占比很低,而债权融资结构的变化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演变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信贷的结构性调整和定向收缩使房地产、矿产资源、地方融资平台类企业资金供给收紧,融资需求难以满足,银行、券商、信托等各类机构的“非标”和“通道”业务均获得很大发展,成为银行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提供贷款的通道。

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结构优化衍生出资产管理需求

社会财富的积累是资产管理业发展的基础。在居民处于温饱阶段时,储蓄是其主要需求,资产管理服务无从谈起。1998年末、2008年末和2017年末,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25.1元、15780.8元和363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4760.6元和13432元,相应的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4.7%、37.9%和28.6%,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3.7%、43.7%和31.2%。可见,2008年之前基本上处于解决温饱和满足物质消费阶段,财富积累有限,2008年之后财富积累较为迅速。城乡居民储蓄规模1998年是5.3万亿元,2003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21.8万亿元,2017年底达到创纪录的64.4万亿元,2008年之后每年新增4万亿~6万亿元,财富的积累速度明显提升。

社会财富积累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少数人群占有了更多的财富,成为财富管理市场的主要客户群。受益最大的群体是企业主,其可能是企业创始人,在企业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其次是相当部分的资源拥有者或投机者,其受益于重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矿产、煤炭、土地价格的暴涨增值而获取的丰厚的投资收益;再次是部分参与了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或分享的人士,如部分创业者、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股民。其中,互联网浪潮和资产证券化是私人财富积累的重要加速器。互联网浪潮为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不仅创造了诸多财富神话,也塑造了一些投资机构的传奇。资产证券化提升资产流动性,加速财富变现,在原有财富的基础上又放大财富,也拓宽了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从2000年以来的中国富豪榜上就能清晰地看出中国各个行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和财富的膨胀速度,2000年排名居前的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是投资、制药和电信基础设施,2018年则主要在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前十大富豪的门槛提升了42倍。2000年以来,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利润就高达7.53万亿元,其造富能力可见一斑。

在居民储蓄收入提升的过程中,居民的资产配置多元化,资产管理服务需求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早期的调查显示,2002年6月底,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含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和家庭经营资产)户均总值为22.83万元,其中房产占比47.9%,户均金融资产7.98万元,其中储蓄存款5.12万元占绝对优势,股票和国债占比不足15%。虽然多年来房产在居民资产中的占比一直在50%左右,但存款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从2004年的72%下降至49%,债券、股票、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理财等需求显著提升。在存款内部,活期存款的占比不断提升,而活期存款的利率不断下降,为后期的货币基金发展奠定基础。居民财富在不断寻找保值增值的手段,资产管理机构则通过创设各类金融产品投资各种金融工具迎合了这种需求。

中国资产管理业发展的演变及其成因

以2009年为界,中国资产管理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十年可称为打基础阶段,资产管理规模有限,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规模初具,基本上专注于自身业务发展,监管重点在理顺资产管理机构与投资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十年可称为大发展阶段,资产管理规模迅猛增长,各类资管机构野蛮生长、纵横捭阖,监管机构在规范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和风险管控上着力颇多。正是在200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开始关注信托公司理财产品及银信合作问题,此后每年都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关注。

2009年之前,国内资产管理业的发展处在打基础阶段,规模增长缓慢,各类资管机构开始出现。2007年之前公募发展缓慢,2007年乘着牛市东风年内规模增加2.4万亿元至3.2万亿元,但该规模只昙花一现,2008年末,国内公募基金规模只有1.9万亿元。2002年信托机构结束整顿后开始规范发展,2008年末信托规模才突破1万亿元。2003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始成立,至2009年之前保险资管行业在第三方业务上乏善可陈。2004年第一只阳光私募诞生,银行理财同期问世,2008年才突破1万亿元。2007年,国内银行开始设立私人银行部。2008年末,券商集合资管产品、定向、专项资管计划均已萌芽,但合计不超过1000亿元;同期,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开始迈出发展步伐。这一时期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着力不多,信托公司的监管政策较多,但主要是规范信托对房地产的信贷问题。

从2009年起,资产管理业务进入大发展时期。公募基金在2万亿元的平台上徘徊了整整五年之后,2012年起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开始发力,2013年6月余额宝横空出世,公募基金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不但刷新规模纪录,其中货基占据公募基金规模的半壁以上江山。2009年信托业开始不断刷新规模纪录,至2017年保持年均38%的复合增长率。银行理财2009年之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2009年—2016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7.6%,最终成长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产品类别。从2012年资管新政开始,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开始了迅速扩张步伐,且业务半数以上是通道业务,2017年去杠杆、去通道后规模开始缩减。这一时期资管的监管政策频出,2012年和2013年的资管新政对资管机构全面放松,资管机构如猛虎出笼,通道业务开始盛行,监管机构初期不断出台政策规范银信、政信合作,2014年之后监管重点转向规范资管机构的风险管控。

2009年之后资产管理机构迎来发展良机是投融资需求旺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投资对资金的需求量巨大,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样需要大量资金,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解决。2003年—2008年,工业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速为29%,高于同期的名义GDP增速和广义货币(M2)增速,也远高于融资利率,重工业的盈利情况均好于轻工业,且有大量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银行贷款是融资的主要渠道。同期,股票融资比例在新增融资中的占比从1.6%提升至7.2%。而这一时期居民财富规模尚且有限,所以这一时期资产管理规模有限,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缓慢。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融资利率,使得企业从杠杆中收益,所以这一时期企业的杠杆率并未提升,2003年—2008年甚至出现了11个百分点的杠杆率下行。2009年之后,居民的财富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利率市场化并不彻底,居民的财富开始从储蓄向收益率更高的资产转移。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急剧下降,重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严重,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持续下行,重工业企业还本付息的能力不断走低,借新还旧成为常态,债务开始累积,杠杆率不断攀升。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地方债、城投公司等形式来加码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杠杆率开始攀升。同时,地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房价的快速上涨增加了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却也带来了居民杠杆的飙升。融资需求依然旺盛,但频繁的宏观调控约束了银行向重工业、地产和城投等行业的能力,导致贷款外的各种债权融资工具成为重要的融资手段。同时,各类金融机构面临不同的监管标准,监管套利成为可能,银行与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之间通过各种合作来规避监管的行为屡见不鲜。

资产管理机构受益于早期的信用风险较低。相较实际GDP增速,名义GDP增速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2003年—2012年间,国内名义GDP的简单平均年增速达到18.64%。投资回报的高低与名义经济增速高度相关,这一时期债权和股权投资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例如,2009年—2013年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9%上下波动且刚性兑付,而股权投资者则享受了互联网快速发展和一二级市场价差带来的丰厚投资回报。同时,在经济增速较快的环境中,企业盈利保持较快增速,现金流稳定,可预测性强,以不动产为主的抵押物价值在房价上涨过程中价格坚挺,均使得以债权为主的大量投资避免出现违约风险,这一时期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机构均是“躺赢”,无须担心投资的回收问题。高回报、低风险使得资产管理机构和投资者均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舒适期,投资者更把“刚性兑付”、预期收益等视为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2012年之后,中国进入三期叠加阶段,企业盈利下滑,违约风险开始隐现。2014年3月,超日债利息违约,打破了中国公募债券市场的零违约纪录,资产管理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开始增强。

2012年资管新政推动资产管理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业资管规模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但在这野蛮生长、虚假繁荣的背后,由于统一监管的缺失导致资产管理市场存在诸多乱象,各类资管产品交叉持有严重,通道业务占比高,资金池、多层嵌套、影子银行、刚性兑付、资金空转等问题突出,跨界竞争、监管套利、监管真空并存。在这种无序竞争中,多数资产管理机构凭借渠道优势、牌照优势即可生存,无须发展主动管理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阶段,资管机构主要围绕资产端旺盛的融资需求和资金端追求较高无风险收益的需求来提供服务,具有典型的需求侧主导的特征。2017年起,资产管理业进入新一轮强监管周期,调结构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国内资产管理业的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当前,国内资产管理业的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资产管理业发展的传统模式岌岌可危,宏观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和日益多元化的资管服务需求对资产管理业提出了资金融通外的更高要求。

宏观上,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盈利增速总体下滑;多数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多数企业从共享发展、共同增长转向存量博弈、此消彼长的竞争;中美贸易全球化出现新挑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复杂度提升。上述宏观环境也映射到产业结构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上。经过供给侧改革洗礼,重工业的产能过剩基本出清,基本面有所好转,但去杆杠压力较大,国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约束,重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趋弱,股权融资需求旺盛。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强化管控和问责,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的融资需求与结构也面临调整压力。

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将愈演愈烈。国内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加速,外资保险、证券机构纷纷在中国设立独资或控股机构,并将发展资管业务视为发展重点;外资资管巨头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发行低费率私募产品,其在量化投资、被动投资、高频交易等方面优势明显。国内资产管理市场的竞争主体快速增加,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设立,保险资管公司的市场化进程加快,私募转公募仍是大势所趋,券商和信托将资管业务视为转型的重要方向,科技巨头和实业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资产管理市场。随着资管机构的不断增加,资管市场的新一轮竞争将在所难免,费率、产品、服务等领域将成为逐鹿的重点。

国内金融市场呈现机构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生态。保险、社保、基本养老、职业年金、养老目标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加速入市,外资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商业银行公募理财产品发展等都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构化趋势更加明显,个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占比将进一步下降,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增加;港股通、债券通、沪伦通和国内股票债券纳入全球主要股票及债券指数等都会提升外资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监管政策推动资产管理业转型升级。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发布实施,监管体系和规则重塑,不同机构之间的监管要求趋于统一,淡化资管机构的牌照价值和通道价值,倒逼资管机构调整业务,更多地依靠自身的投资管理能力来参与市场竞争,为客户创造价值。

技术发展对资产管理业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AI)、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资产管理行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投资、研究、销售、运营、风险管理等领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或流量入口,侵入传统资产管理机构的领域。对独立型资产管理机构而言,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上面临资金投入、人员管理、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权衡等难题,很容易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变化的环境中,资产管理行业传统的提供存款替代性资产管理产品、主要提供债务融资渠道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但资管机构提供的服务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资产管理服务需求相比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同时,资产管理业的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满足多元融资需求、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等要求仍不匹配,需要不断提高资产管理业的供给质量,满足国家和社会对资产管理业的需求,推动中国资产管理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机遇与趋势

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鉴于国内资产管理规模虚高的事实,短期内传统资产管理业务将更多停留在格局重塑上,不同机构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将更加明显,长期中新增市场将成为确定性的增长机会。参考国际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经验,国内资产管理市场存在三大主要增量机会。一是养老金市场。养老金是全球资产管理市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方之一,在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压力下,国内的养老金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国家社保基金将随国资划转加速扩容,职业年金和基本养老将市场化管理规模与日俱增,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IRA)也有望迎来发展良机。根据欧美的经验,资管机构如能在养老金市场分一杯羹,就能在资管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二是私人财富管理市场。2017年国内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187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58万亿元人民币,未来高净值人群的数量和可投资资产规模仍将增长。目前中国的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尚未出现具有绝对优势的机构,私人银行、信托机构和部分财富管理平台虽已凭借渠道、产品等优势捷足先登,但该市场仍有较大空白待填补。三是银行理财委外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难以动摇,也成就了银行理财在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相对优势地位,但银行主动管理能力不足,需要委外管理来协助其完成投资管理任务。当前,银行理财市场正处于从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的过程中,但预期收益产品具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在净值化转变过程中,若能够率先解决银行理财净值化之后的适度收益、较低波动的投资管理问题,提供相适应产品或相关服务的资管机构就能在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

在市场趋势上,被动投资具有巨大潜力,另类投资方兴未艾。被动投资在发达资管市场大行其道,在国内短期中大幅增长的动力还尚显不足,难以成为主流,但在长期具备相当潜力。主要是由于当前国内股票市场中散户投资者占比较高,主动管理仍有阿尔法,未来投资者将加速机构化,市场效率提高,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将增加。被动投资领域先发优势明显,越早设立的产品越可能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不妨及早布局。另类投资在国内的发展仍相当滞后,非标债权和私募股权为主的另类投资发展模式未来会加速转变,地产、并购、不良资产处置等领域的另类投资发展可期。

业务发展上,科技驱动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科技已经广泛应用到资产管理业务的各个环节,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机构传统业务模式的渗透和颠覆仍在继续,科技优势将成为资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无论是既有资管机构在实现规模倍增时有效提升管理效率,还是新进入者跨越护城河时填补市场空白解决痛点,都需要科技赋能。国内尚未出现贝莱德阿拉丁式的资管集成系统,也缺少可在行业内规模化推广应用的资管科技平台,在资产管理机构向科技型公司转型过程中,能够在科技上占据领先优势的资管机构可能获得碾压式优势。

机构发展上,综合型资管机构在中国将成为主流。债权投资中,国内企业去杠杆压力长期存在,违约风险仍将持续暴露,资管机构需独具慧眼。权益投资中,经济增速下降,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进入剩者为王阶段,对优质企业的甄别更加重要。企业融资需求多元化,资管机构需要具备股债、一二级市场联动等多方面的能力。同时,投资者日趋成熟,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类资产管理服务,综合型资产管理机构具备一站式服务能力,可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同时由于投资策略、客户类别等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也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分散经营风险。单一或精品型资管机构由于投资策略或范围相对单一,在风格多变、波动较高的市场环境中难以取得长期优秀的业绩,其业务也容易遭受冲击。

资产管理机构需要苦练内功

面对变化的发展环境,资产管理机构需要顺应趋势,苦练内功,全面提升能力,从供给侧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以期在中国资产管理市场中获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麦肯锡对国际领先资管机构的研究表明,驱动管理资产规模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投资业绩、市场定位和卓越的销售能力,上述三个因素至少同等重要,后两个甚至更重要。这就意味资管机构不仅要重视主动投资能力建设,更要重视提高战略机遇把握能力和销售能力。

主动投资能力建设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种投资能力,在主要资产类别上具有突出的投资能力,能够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稳定的超额收益;二是解决方案能力,可以综合多方面的投资知识,根据投资者的个性化特征,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服务投资者的多维需求;三是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是投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可为投资保驾护航,也可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中外金融史上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无一不指向风险管理的不到位,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将愈加重要。

战略机遇把握能力主要是可以快速把握市场机遇,凭借模式或产品的创新实现快速规模扩张,及时抢占市场。在中国资管市场格局快速变化时期,战略机遇把握能力的重要性凸显,在一些关键市场和趋势上提前布局可以获得主动性。优秀的公司必须审时度势,敏锐前瞻区域、产品和渠道上的发展趋势,明智选择把握新机遇,站上市场的“风口”,实现规模的持续增长。

销售能力在中国市场尤为重要。传统上,中国的公募基金、信托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渠道来代销产品,但是互联网渠道的出现让互联网平台代销和直销成为新的重要渠道。资产管理机构拥有比同行更胜一筹的渠道,能够接触到更优秀的客户将成为其发展中的关键。在私人财富管理市场这点尤为重要。同时,国内资产管理机构对于渠道的管理尚显粗放,可以通过对投资者行为的分析来了解投资者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

上述三大能力建设对资管机构而言可谓驾轻就熟,但对于科技作为赋能利器,决不能掉以轻心,资产管理机构要转变理念,把握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拥抱科技变革。资管机构可以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业务“数字化”、技术“平台化”、应用“智能化”,推动信息技术(IT)部门从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向前台业务的驱动力转变,实现向科技型公司的转变。在推动科技发展中,要主动适应IT行业的模式,通过内部自主开发与外部合作等方式提升科技实力。

加强内部能力建设的关键是人才队伍建设。资产管理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力资本是核心资产,能力也依附于人才队伍之上。资管行业投资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聚集优秀人才关键靠有效的薪酬激励设计和广阔的事业平台。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重视前台团队建设,也要重视中后台团队。

(段国圣为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段胜辉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本文编辑/杨慕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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