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格局、货币秩序发生变迁的新历史时期，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灰犀牛”风险。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2019年我国应重点加强国际协调框架建设、细化中美政策协调、充分发挥我国在不同国际组织和平台的积极作用。
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国际经济、贸易、货币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构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分化，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交锋越发尖锐，大国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凸显，部分金融市场较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出现了货币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灰犀牛”风险。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迫切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协调。
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科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整，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引导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不利影响，进而保持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强劲动力。我国以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由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趋紧密，一国的经济政策通过贸易、利率、资本流动、货币供应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经济规模越大、货币国际地位越高的国家，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明显。
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推动国际金融稳定发展、增强我国金融稳健性的制度保障。2018年人民币在原油、大宗商品计价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沪港通、深港通、债市通等资本流动机制下，人民币资本市场交易增长较快，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份额较2016年、2017年有明显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一个回调后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缺乏网络效应，人民币仍然难以打破市场主体对美元、欧元等关键货币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当前美国政府将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不愿意看到美元地位受到任何挑战和削弱，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拦或遏制，并在清算结算规则方面与现行做法、机制产生摩擦。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必要进行多层次、高效的国际政策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管理框架、政治制度、基本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并不同步，经济政策性质、方向、力度出现分歧或分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我国还将更大程度地敞开大门，扩大贸易、推动资本双向流动，不难预料，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将产生更大的溢出效益，对我国政策传导机制的干扰也会更大，致使政策效力和政策目标达不到预期，加大经济金融风险。当前，欧美国家经过近10年的调整后进入经济上升阶段，而中国经济还处于L型的下行周期，应该认清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为出发点，保持信心和定力，在国际经济、货币格局变迁进程中顺势而为，充分利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清算银行（BIS）、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加强双边协调，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平台。
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关键是构建科学高效的框架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最大贸易国，中国与全球经济金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在中国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面临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宽松稳定的内外经济环境。这就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制度性突破，明确四梁八柱，构建公平、高效、有利于实现我国“三步走”战略的国际协调机制。目标是推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的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反映各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注重深化金融结构改革，加快金融与科技进步的结合，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向来是国际协调的主要目标。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贸易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7年美国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不惜以邻为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动贸易战。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不仅将惩罚性关税从高技术出口品扩大至一般出口品，还利用长臂管辖原则，对中兴、华为等中资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打击了市场信心，导致我国股市、汇市大幅震荡，金融风险陡增。欧盟也频频发起贸易调查，加剧了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局面。此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转向，进入加息通道，导致国际流动性紧缩。贸易收支恶化和资本外流叠加并相互影响，必然会加大外汇市场波动，通过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放大风险，威胁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也可能被迫中止。能否找到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路径和方法，能否找到有效避免异常资本跨境流动的机制，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消除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外部威胁，有必要将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重点。
金融“脱实就虚”、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IMF和G20的推动下，各国陆续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逆周期和流动性管理，更加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推动各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要求，并在国际贸易及产业价值链重塑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各国纷纷制定了结构改革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期实现储蓄与投资、产业、内外经济之间的适度平衡。从最近10年的实践看，国际政策协调增加了维护国际金融稳定、追求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目标和内容。在2017年11月举行的G20阿根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了中国的一贯主张：“各方应该坚持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的政策工具，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包容增长。加强政策协调，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是主要经济体理应担负的责任。”因此，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构建科学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框架。
第一，扩大政策协调范围，明确国际协调重点。将国际金融危机10年来各国进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结构改革政策实践纳入国际协调范围，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金融危机作为国际协调的目标。基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明确将贸易、货币政策的双边协调作为国际协调的首要任务。为了提高决策部门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的能力，建议完善国务院层面的国际协调统筹机制，财政、货币、贸易、产业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相互支持，形成政策之间的配合，充分利用好不同性质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平台，发出目标一致的中国声音，收获协同效应，提高国际协调的效率。
第二，依托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有效的信息沟通和政策交流机制。重点需要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和标准方面寻求共识，尽量降低大国之间相互政策溢出的不利影响，确保经济正常运行和金融稳定。汇率波动是导致资本跨境流动、区域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有必要构建适度的汇率协调机制，例如，通过制定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进出口贸易和投融资活动，实现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基本面上减少汇率过度波动的压力。此外，还须辅之以区域性外汇基金、央行货币互换、必要的外汇干预等措施，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积极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提高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中的作用。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我国大力推动创新，在数字货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优势。亟须将这些技术优势运用于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建设，提高中国在国际清算支付体系升级、金融科技国际标准及监管领域的话语权，为建设更加高效安全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贡献中国力量。
首要任务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和加强货币政策协调
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的多层次政策沟通和协调，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分歧，是中国实现无危机的关键。
2007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矛盾更加尖锐，民粹主义盛行，加上美国习惯了世界经济金融霸主的身份，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一些人试图将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转变为战略竞争伙伴关系，人为扩大了中美两国经济制度、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得中美之间的政策分歧、贸易摩擦出现对抗和失控的趋势。迫切需要处理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政策分歧，以便为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美国、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17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导致为中国提供中间品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严重亏损，不得不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维护双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努力寻找利益公约数，积极进行国际政策协调，充分尊重、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眼下关切，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机制、政策障碍，降低政策误判、行为失当风险，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
中美建交40年的实践表明，合则两利，不合则两害。因为中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虽然有少数产品、产业存在竞争，但是两国资源禀赋、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仍然很强，两国贸易和投资构筑的产业链使得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比较利益。理论研究表明，在货币政策领域，如果中美两国采取相互合作的模式，两国的货币政策效应都能实现最大化，国民福利水平也可提高1%。当然，在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美货币政策合作的最好方式只能是中国被动跟随。换言之，面对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中国需要保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改变货币政策工具，更多转向价格型调控，强化利率政策的预调和结构性微调机制，一方面更好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小企业信贷；另一方面引导资本跨境流动预期，进一步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充分运用国际组织和平台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经济格局、货币秩序发生变迁的今天，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仍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支柱，也是各国政策沟通、经济合作、经验交流的平台，以及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主要机制。
全球重大问题治理从七国集团（G7）演变到G20，客观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力量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大大提高了这一平台作为重要应急磋商机制的影响力和执行力，并发展成为国际政策沟通、协调的重要平台，在解决一些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勾画了中国积极参与、扎实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蓝图。在过去的5年中，沿线各国纷纷制定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经济发展规划，加强与中国开展政策协调。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指引下，亚投行、亚金协等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与平台不断涌现，逐步形成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样本、新模式。
全球、区域国际组织的功能定位各不相同，国际影响力也有较大差异。中国应该根据国际协调框架的需要，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安排，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国际协调机制的建设。
第一，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提升中国在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性重要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促使G20成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有效平台，推动G20机制化和常态化。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中，推动政策合作、协调模式创新，例如，增加亚投行的投资模式灵活性和业务多样性，使其成为区域发展融资平台和成员国政策协调的重要纽带。
第二，努力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国际政策协调的新型平台。尽管中国已先后与7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并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但是要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目标，中国还需要与有关国家加强政策沟通及政策协调，探索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平台和协调机制，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应该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第三，积极参与或构建非官方国际金融组织。在互联网时代，民意和舆情对政策制定有强大的影响，中国应该重视非官方组织和渠道，构建民心相通的国际平台。中国的行业协会、大型商业银行、民间组织应积极牵头发起专业化、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民间交流对话。例如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以市场导向的金融业务合作为抓手，逐步提高中国在更多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官方平台和政策协调成果的落实奠定市场基础。
（涂永红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