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产能过剩、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存。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累积的趋势，本文分析了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四个因素，介绍当下我国金融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应对风险提出合理化建议。
金融加快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降成本、去杠杆、强监管等政策要求逐步加强，加上传统金融机构转轨与新型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并存，金融风险事件加快暴露，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累积的趋势，评估和预警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变得急迫而重要。本文接下来对此一一介绍。
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
尽管有时非理性会造成局部风险和风险传染，但是在宏观调控部门日益健全壮大的情况下，很难造成系统性、全局性金融风险。即使出现一定程度的局部风险传染，也会通过救助而稳定市场信心，不至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历程和内在原因，我们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来自经济金融体系的失衡和泡沫的累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金融周期。经济周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基本原因，经济周期通常分为短周期（基钦周期）3～4年、中周期（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和长周期（康波周期）50～60年，跨度越大、周期越长的周期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解释周期失衡的理论很多，比如金融周期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度论等，经济周期会造成总体变量的周期性波动，也会在周期运行过程中造成主要变量的失衡，比如收入分配失衡、投资消费失衡等。
二是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错位。近代社会的金融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独立，这就造成金融周期越来越脱离经济周期而独立运行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两者运行差距逐步拉大，那么金融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量“断崖”。只要经济运行是循环往复的，那么这种断崖迟早是要弥补和矫正的，“断崖”猛烈矫正就会产生金融危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断崖主要有三个：房地产租售比与存贷款收益的“断崖”；股市和贷款的收益“断崖”，我国股市总体收益率不足3%，而贷款利率一般都在5%以上；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断崖”。
三是金融结构变异失衡。金融自身具有脆弱性，这主要基于现代金融特殊的运作形式，实际上用很少的资本运作庞大的资产。在利润驱动下，金融的自我衍生和自我膨胀就不可避免，这就导致了金融的天然脆弱性。金融创新和自由发展可以衍生和放大风险，金融发展滞后和保守也能带来风险。比如风险防控技术，如果银行长期审慎过度地使用固定资产抵押，不但不能防控风险，还不断加剧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将给社会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就是金融的滞后性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四是外部冲击。现代经济是全球体系，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是低下的。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外部风险冲击事件就会不断出现，有时甚至会造成经济金融危机。其实现代经济体系是板块经济体系，以美元经济体系为海平面或主导货币，其他主要货币或多或少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了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主要经济板块，其他小的经济体再挂钩主要货币。一旦一种货币的汇率出现剧烈变动，那么该板块的整个金融资产都会发生下沉或上升，进而形成经济金融冲击波，造成经济危机。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状况及特征
一是从周期指标看，我国处于转轨周期、康波周期和投资周期下行阶段，信用风险处于高发多发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广义货币（M2）、投资等顶点分别在2007年6月、2008年6月、2009年6月以及2009年末出现，目前总体仍处于下行过程中。长周期与世界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主要取决于重大技术的发明创造，通常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康波周期：工业革命（1771—1829）、蒸汽机与铁路时代（1829—1875）、钢铁与电气时代（1875—1970）以及信息与通讯时代（1970年至今），目前正处在新周期的开启阶段。转轨周期是我国自身的改革周期，一般认为改革转轨周期在30～40年之间，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已经40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刚好也和我国转轨周期相契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整整10周年，朱格拉周期的年限也是10年左右，那么朱格拉周期也正处在萧条阶段。在这一阶段，值得关注信用风险加速暴露的可能。2018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77万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685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较上季度末上升0.003个百分点，是5个季度以来首次上升。
二是从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错位情况看，金融周期大约滞后经济周期1/4短周期（约1年），金融“收缩”风险值得关注。由于货币政策遵循逆周期调节，金融与经济的周期的关系时有改变，比如在2003年左右的那轮周期中货币提前经济到顶回调，而在2008年那轮周期中货币与经济刚好差半个相位，经济触底货币触顶。目前看，我国金融周期落后于经济周期1年左右，2017年我国经济在库存周期的带动下回暖，而金融变量在去杠杠、强监管的要求下有所回落。从金融相关率和M2/GDP两指标来看，近几年均出现了快速上涨，2017年末分别达到7.33和2.03，经过几年上涨后均有周期性回调要求。从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率看，我国已达到8.0%的水平，超出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数值，金融收缩风险值得关注。贷款利率与租售比、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两个价格差距有扩大趋势，总体风险形势值得关注。
三是从金融结构指标看，金融的脆弱性、自由性和滞后性并存，强监管下金融衍生风险有所减弱。2017年以来，在强监管形势下，应该说我国银行业应对风险能力有所提升。2018年一季度，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13.64%，金融杠杆率有所下降，但是也撬动了7.3倍风险资产，这本身就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同时，信托、资管、公私合营（PPP）融资、股权融资、互联网金融等快速膨胀，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和庞兹风险。2018年以来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也有所回落，社会流动性较2017年有很大改善，流动性风险冲击减弱。但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新增信贷资金超过50%投入了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贷款已经占到贷款存量的25%以上。且由于防范风险的措施落后，估计银行贷款余额中至少80%以上是房地产抵押的，银行和房地产捆绑趋势更加明显。
四是从外部冲击指标看，我国物价水平处于相对高位且税负较高，容易遭受资本外流和外部冲击风险。正常而言，我国初级产品的价格理论上应当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除了极少数特有的商品和服务行业价格外，我国绝大对数商品已经高于美国，比如中国的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平均售价分别比美国高出109.9%、50.9%、98.7%、102.8%以及44.6%，更不说飞机、汽车等高科技产品的价格了。同时，我国税负也处于较高的水平，有专家统计，我国进口汽车的价格里包含了关税（25%）、消费税（25%）以及增值税（17%），一辆高档进口汽车国内销售价格比美国要高出一倍有余。2014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向正常化回归，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收水、减税、贸易战等多箭齐发，给国际经济带来了强势的“特朗普冲击”。在这种国内外大背景下，我国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相关政策建议
初步判断，我国正处在经济收缩时期，金融风险处在多发高发期，通过金融链条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较大。尽管我国在强监管、去杠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要求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了初步控制，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有可能会进一步收缩，债市、股市、汇市房市等领域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小觑，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融风险预警和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按照这一要求，逐步加强金融风险的预警和管理，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监测体系，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探索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依托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履职机构，统一监管政策和要求，畅通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运作，加快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加强信息交流，分析判断经济金融走势，探讨经济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研究部署金融管理协作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措施。金融监管机构要与人民银行共享监管信息，要及时向人民银行通报其在日常检查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重大经营风险，以及人民银行关注的、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事项。从制度安排上，要明确各组成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并制定相应违责处罚条款。
三是打破“刚性兑付”和防范“道德风险”并举，防止金融风险累积。当前，除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刚性兑付”的制约之外，其余资金基本已经实现市场化定价，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利率双轨制。在这种状态下，我国金融市场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资金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势必抬高市场化利率的水平，加大了我国经济特别是小微经济的财务成本进而可能诱发金融风险。对于可能的金融风险事件，应按风险自担原则采取市场化处置方式，逐个化解个别风险事件，才不会将风险累积起来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风险防范信息支持。为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构建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市场良性运行提供平台和服务，加快支付系统、清算系统、征信系统等现代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加强信息收集整合工作，支持其加强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加快信用担保、存款保险、资产评估、市场拍卖、产权交易、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建设，完善资产市场化处置和风险定价机制。
(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