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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开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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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原始推动力之一是开放,中国金融业实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举措是开放。本文回顾了中国开放共识的形成过程以及金融改革发展取得的新的显著成绩,认为兴利除弊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方法论。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发展成败得失的基本经验总结。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原始推动力之一是开放。以开放促进发展的伟大思想并非凭空而来,开放共识源于1978年5月中国再度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谷牧同志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落差”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推进中外合作和对外开放,在孕育改革开放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热烈讨论李先念同志所做的四个专题报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快速发展》《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战后日本、德国、法国经济史怎样快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史怎样发展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主流认识,催生了40年前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放共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1979年中国就起草了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引进外资、开展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窗口,并成功发行了第一笔外债。经过15年的成功探索,25年前的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

中国金融业实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举措是开放。如果说中国最初的金融对外开放源于国内资本、技术不足而自然催生的对外资的需要,那么,金融作为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对外开放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恰如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在其2006年著述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总结的:“向外国资本和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是推动金融改革以促进金融发展之强劲动力。”1980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营业性机构。1983年,颁布《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的管理办法》。198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银行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借鉴并构建中国的“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商业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的总体框架。

回顾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份总体设计——颁布于1993年12月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开放的姿态和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构建中国的金融制度框架是基本的方法论。其中,“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依托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实现金融资源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体制;“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塑造了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第一次在中国确立起市场经济体所共有的多层次金融市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协调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则明确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两种基本调控工具——本币和外币。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25年前金融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也正因为有了其间不断构建金融运行和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国有金融体系,才有了今天我国主要金融机构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才有了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总结的:“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显著成绩,金融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

金融业开放是不可逆的。经济决定金融,实体经济发展决定金融要素配置方式和范围。

从经济规律看,生产和贸易在多大范围内分工,金融服务和资源配置就会拓展到多大范围、多高层次。当1978年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一经确立,当贸易和直接投资向外部世界开放,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就必将成为不可逆的进程。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正基于此,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作为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加以明确。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力促进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使命,也是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体制改革的逻辑看,制度优化非一日之功,金融开放是兼收并蓄、少走弯路的较好选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完善的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和高效的金融体系。通过筹划、建立、试验、改进,使之与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相适应是一个渐进过程。40年的开放历程是外部金融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学习借鉴和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过程。

从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条件看,金融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客观存在。随着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外汇储备始终保持了全球领先水平,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布局,中国金融市场与境外的互联互通,金融风险需要共担,金融市场交互影响,中国金融业已经成为且势必一贯成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兴利除弊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方法论。金融发展总是与危机伴生,开放也总是与风险传染如影随形。过去的40年是危机迭出的时代,美国1988年房地产泡沫和杠杆融资引发储贷协会危机,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统计,到1994年共3000家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而1934—1980年仅有234家),总损失1600亿美元。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先后经历了制造业繁荣、汇率升值、资产泡沫化和崩溃过程,其间还伴随着“僵尸企业-僵尸银行”现象。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总资产比2008年下降7642.2亿美元。在欧洲,原本被市场以为是无风险的金融资产(国债)可能崩溃。危机中希腊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竟然高达39%,引致其他金融资产崩溃,股指暴跌73.4%。风险防控并不能改变金融有序对外开放的步伐,通过政策优化,构建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实现了兴利除弊,锻炼了金融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识别预警管理风险的实战能力,保障了金融安全。在优化自身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有效防控了系统性风险,充分确立了中国金融业在开放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化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这是开放的宣言,昭示的是开放的力量,是中国的态度,也是金融改革的方向。

(陆磊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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