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变局的原因。认为中美经贸关系转向“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走向“战略对抗”。中国仍应积极与美国进行磋商尽早结束惩罚性关税，引领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化轨道，寻求共赢共享的全球化道路。

2018年端午前后中美贸易摩擦陡然加剧，这一幕剑拔弩张的形势与1999年两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年前克林顿政府努力促成的中国加入WTO也被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认为是一个“错误”。从支持中国加入WTO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标志着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竞争的转折。

回顾历史，克林顿执政第二个任期内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回暖。1997年10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经过多年谈判，1999年美国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扫除了中国加入WTO的主要障碍。中国在2001年顺利成为WTO成员国，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这一时期是中美经贸关系最为和睦的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就将在克林顿任期内确立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冷藏起来，重新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将近一半的钢材产品进口也实施了最高达30%的关税和配额，主要针对的目标就是欧盟、中国和日本。但由于“9.11”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布什政府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反恐战争，中美因此加大了反恐和经贸上的合作。2011年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目的就在于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对中国发起了42件反倾销案件调查和34件反补贴案件。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践行“美国优先”，倡导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大大激化了贸易摩擦。2018年初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虽然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但美方坚持强硬立场。6月美国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同时对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对原产于美国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约340亿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告。特朗普威胁如果中国进行贸易报复，将对额外的4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征收10%的关税。法律意义上，中美双方正式进入贸易战。

中美经贸变局之原因

从20世纪末的中美经济合作共赢到21世纪初叶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竞争的变局。背后有四方面原因：第一，中国经历了40年高速经济增长，在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和投资、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两国贸易格局已经慢慢从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行业间贸易进入由规模和技术优势驱动的行业内不同产品之间的贸易。第二，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助推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因此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第三，美国深陷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泥潭，最近几年经济才开始明显复苏，美国开始感觉到中国崛起的威胁。第四，特朗普倡导“美国优先”，打贸易牌让特朗普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中国经过40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已不仅仅是“世界生产工厂”，从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产业链。过去20年间，中国的科研投入和产出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中美技术差距显著缩小。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2000—2015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8%。R&D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89%提高到2015年的2.07%，接近美国的2.74%。中国授权专利数量也由2000年的6446件上升到2016年的322484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也稳步上升，数量占世界论文总数比例从2006年的12.1%升至2016年的18.6%，而同期美国占比从24.4%降至17.8%，中国跃居第一。

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给中美贸易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刚刚加入WTO时，中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业和轻工业，从美国的进口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大豆、汽车、飞机。而如今，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度也在不断提高。据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8.95万亿元，增长12.1%，占出口总值的58.4%。其中，汽车、计算机、手机出口分别增长27.2%、16.6%、11.3%。已逝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穆尔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在美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里如高端制造业技术进步加快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将不再是衬衣换飞机，而是飞机换飞机，美国的比较优势会被削弱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得美国经济和人均收入下降。此次美国发动针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贸易战，也体现了一部分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们对中美技术差距缩小的担忧。

面对中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美国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能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廉价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另一种态度则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并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而且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了美国技术领先优势。克林顿执政时期第一种态度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特朗普政府基本由持第二种态度的鹰派人物组成，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除了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外，还有三个因素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首先，过去30年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分配产业链和国际贸易的上升虽然在总体上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恶化。201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特尔、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的大卫·多恩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戈登·汉森在《美国经济评论》合作发表了一篇影响和争议极大的文章：“中国综合症：进口竞争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150万制造业工人的失业，也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工资，同时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失业、残疾、退休和医疗等方面的转移支付。他们后续的研究也表明，美国经受中国的进口竞争越厉害的地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就越倾向于将选票投给特朗普。

其次，2007—2009年间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深陷泥潭，最近几年经济才明显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放慢，但仍保持在年均增速6%以上。按美元现价折算，2006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 20%，但到2017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63%！这一变化使得美国人开始体察到中国崛起对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威胁。同时，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缓慢，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负面影响比较大，导致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在“铁锈地带”深受欢迎，他所倡导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他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是美国主要钢铁生产州，这三个传统民主党的票仓在2016年反转为帮助特朗普拿下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后，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是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自然延伸。特朗普本人极其信仰重商主义，他坚定的认为美国贸易有逆差就是美国吃亏了。所以美国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美国对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盟国进口的钢铝产品也已经加征关税，特朗普还威胁对欧盟出口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因为汽车零件的问题面临着谈判破裂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全面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是中美经贸关系转折的关键因素。

挑战与应对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转向“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走向“战略对抗”。中美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两国之间走上对抗之路对两国人民和世界都是不利的事情。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中美之间对自对方500亿美元进口加征25%关税，中美的出口损失分别为154亿和120亿美元，但由于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出口损失占两国各自出口总额的1%不到。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再升级，对两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使7月6日双方开始加征关税，中国政府仍然应该积极与美国进行磋商尽早结束惩罚性关税，引领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化轨道。

其次，中国应该寻求一条共赢共享的全球化道路。中国有空间有能力主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2016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为7.8%，美国平均关税为2.9%，因此中美的关税差异已经不大。中国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0%下降到目前水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而如今中国的企业比20年前更具有竞争力，因此也将能承受得了关税进一步下调。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也是各国出口商和跨国公司新增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的制造能力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跨国企业全球产业链上的制造环节提供了保障。比如，如果没有众多处于苹果产品供应链中的中国公司，难以想象苹果的产品如何能够及时满足全球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因此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存在巨大的合作共赢的机会。

最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对现存多边贸易体系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在WTO框架下解决贸易摩擦。中国应该迅速有序推动区域投资贸易自由化，如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双边投资协议。在美国针对多国发起不同形式的贸易战时，中国需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不仅可以降低特朗普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而且区域投资贸易自由化也将有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盛柳刚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贸易与发展研究计划主任，赵洪岩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经济学家。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