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中美经贸摩擦长期看仍然具有可控性，但当下若摩擦局面继续升级则会蔓延到金融与技术领域，甚至出现“金融战”与“技术战”。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中国应对美经贸摩擦的策略新思路。
中美经贸摩擦逐步升级，让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也被蒙上一层浓重阴影。世界经济两大“火车头”发生对撞造成的破坏性溢出与灾难性影响不可低估。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贸易问题源自双方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差异和全球产业分工等深层因素多年协调未果，远非一场“贸易战”所能弥衡。在国内民族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推波助澜、某些极左言论与右翼势力恶意操弄下，不能完全排除正常贸易摩擦被非理性因素干扰、挟持而失控，“战火”继续向金融、科技等纵深领域蔓延，以及在意识形态、诸多国际与周边问题处理不当催化下短期内“擦枪走火”的风险。中国政府止于反制促谈、精准施压、“以战促和”的立场和行动是理性正当的，占据了反对单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倡导全球化、维护世界经济大局利益并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道义高度。但要真正实现这一道义目标，维护自身、全球经济长期利益，仍须审时度势、掌控大局、适当调整对美经贸关系思路。
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刻根源
政治上，中美两国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制度的矛盾是美国对华始终保有“冷战”意识的根源。两国制度差异明显，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巨大“鸿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美国具有孤立主义的历史沿袭性与个人主义的经济哲学基础，迥异于东方民族社会的集体意识和共济思想。民粹主义泛滥的当下，恰恰构成了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形成美国朝野经济哲学理念，并在对华策略上“冷战”思维占据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班农讲话中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已带上浓厚的制度之争和“冷战”色彩。
经济上，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整体实力的崛起，美国备感霸权危机，在对华贸易、金融与技术等传统优势领域“核心利益”不断受到“侵蚀”或遇到日益增大的挑战，致使其逐渐失去战略耐心。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作为对华政策“鹰派中的鹰派”在其系列著作中历数中国对美国造成的长期“威胁”并开列了10大“遏华政策”，这些“傲慢与偏见”很大程度上导致特朗普政府出现历史上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向。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达成的“政治歧异与经贸合作，战略对话与战术对抗；双边摩擦依靠多边机制解决（例如钢铁、轮胎案），多边问题通过双边磋商（如反恐、全球气候问题）”的“默契”和战略对话及合作机制迅速瓦解。中美之间产业分工、全球价值链地位也正发生改变，某些领域经贸利益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正确估计中美经贸摩擦的“范围”与“烈度”
中美经贸摩擦的短期影响有限，主要是“清单”中的产品发生贸易转移与出口受阻，导致短期市场价格波动与长期投资结构发生调整；引发金融与股市波动；在美投资和存在并购意愿的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在华美资企业已有项目和新增投资受到影响。从中长期效应分析，中美经贸摩擦局面若持续升级，则会蔓延到金融与技术领域，甚至出现“金融战”与“技术战”，从而造成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美国制造业回归将通过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体系影响中国制造业升级。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10—2016年累计回归企业达到954家。近年来不管从公司数目还是就业岗位数目计算，美国制造业回归最多的企业来源地都是中国。前20位的回归来源国名单中中国位居首位，其余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二是可能通过弱化上海、深圳等金融集聚功能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形成不利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FDI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但2015年开始逆转，FDI呈现净流入状态，且资本净流入额呈现快速上升的走势。
三是可能通过带动外资研发中心撤离，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各国“制造业振兴计划”的加紧实施，全球研发中心出现了向制造中心加快转移的态势，美国对华加税的后续清单覆盖范围与围绕“中兴事件”发生的烈度影响已使上述效应初露端倪。
总体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具有总量影响与结构效应，尤其是结构效应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从区域结构影响分析，近年来尽管上海市出口贸易对美依赖程度保持稳定，但江浙沪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升，三地对美出口总值占中国对美出口总值的份额从2002年的30.5%上升至2017年的43%，加工贸易的同一指标也由23.1%上升至40.2%。从产品结构效应分析，1997—2016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各类电子信息商品贸易额比重较高，电气设备类、广播影视设备类、通信设备和消费类商品是电子信息产业内贸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电气设备类产品占比高达60%。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电子信息类产品以电气设备类和电子元器件产品为主。因此中美经贸摩擦结构性影响更为突出。
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可控性
第一，美国对外关系存在着历史的不对等性与现实的对等目标诉求之间的矛盾。二战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存在着长期事实上的非对等性，凭借其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从世界各地攫取了丰厚的资源、金融战略利益和资本利润，直至当前仍然通过“瘫痪”多边规则和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获取大量的非对称性利益。因此，奢谈与追求“对等贸易”在道义上处于下风，必然遭致世界各国的抵触。
第二，美国极力维护其美元强权地位与其贸易平衡诉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由美元霸主地位中获益的“铸币税”与“剪羊毛”好处远胜于其贸易失衡产生的“损失”，美元地位是其核心利益所在。因此，在贸易平衡与美元霸权目标存在“特里芬难题”矛盾的情况下，美国势必以美元地位为先，同时对贸易逆差进行干预以维持相对平衡。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完全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但必然对贸易失衡程度及具体对象加强关注。
第三，全球价值链的统一性与中美两国中间环节发生强力调整之间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强劲发展和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形成了严密的“任务分工”体系。美国产业和社会对东亚生产网络存在较深依赖程度，美国生产商与消费者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产品中获得了巨大的低成本利益。中国对美出口总值中1370亿美元来自于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可见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美国要单就中美贸易关系进行人为的强制调整存在较大困难。
第四，全球技术供给来源多元化、知识产权贸易扩散化与美国的垄断诉求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我国应用技术领域的很多关键性技术更多地来源于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瑞典、以色列甚至我国台湾，美国谋求在诸多的领域中占据垄断地位并不现实。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技术与知识产权纷争究其根本而言，是少数领域而不具普遍性。
第五，全球利益多元化与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利益已经多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面对世界发生的复杂变化和面临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不二的选择。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立场必然遭致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中国应对美经贸摩擦的策略新思路
第一，中国应积极主动地打开多层次沟通渠道，分化美方背后的利益集团和瓦解其攻势力量，将双方的摩擦控制在贸易领域最小范围之内。自2005年以来中方一直致力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努力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幅度。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向好过程中出现短暂的差幅扩大属于“技术性问题”，参照中美对话“百日计划”和特朗普访华达成的“世纪大单”适当调整差幅的空间极大，完全不需要通过双方发生“贸易战”来解决。
第二，清楚洞察美方发动“301”调查和拟订加税清单背后的实质性诉求动机，针对性施策。从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的效果及其当下的民意支持率来看，中期选举和“讨好选民”并非其急迫之需，而“美国优先”、资本与制造业回流、联储加息、大规模减税等一系列施政反映出来的特朗普政府真实软肋，在于其急于加速构筑大规模减税后新的“税基”，亦即通过向崛起中的中国施压并产生全球示范效果，加快制造业及其相关的研发、资本向美国本土回流形成税源，以便快速弥补其大规模减税后的财政赤字和加强其国内联邦、地方后续“改革”所需的税基。针对美国这一隐晦动机，我国在综合考虑其他条件变化前提下适当增加对美公债持有与基础设施等一般部门的投资或是有效的策略之一。
第三，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经贸合作手段继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主动调整对美出口结构和阶段性主动限制对美出口数量以收缩顺差幅度；利用“进口博览会”和国内庞大市场之便主动开列对美高科技产品进口清单，可产生对美反向施压、修好国际多边关系而“广结良缘”构建对美“统一战线”，直至瓦解美国攻势政策的综合效果。同时，或可迫使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贸易平衡而有限突破“巴统”（现为“瓦森纳协定”）禁令，搁置“301”调查而休兵罢战。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我国产业技术的转型升级。
第四，加快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逐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加强独立自主创新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防止国内过激过甚、乃至“左倾”的对抗舆论，力戒美国民粹乃至右翼力量的干扰，避免误导误判，立足谈判加强沟通以建立中美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是两国高层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经贸问题不应泛政治化，意识形态之争不是解决经贸问题的出路。在中美关系发展现阶段，我国决不能陷入冷战时期的苏俄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般角色。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复杂格局和动荡背景下，冷静理智、力避高调、科学智慧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黄建忠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上海市教委知识服务平台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赵玲为上海市教委知识服务平台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