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结构变化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成为一个中短期冲击，经过5至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健康发展。

2018年之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5%，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3%。我们假设中国2018年后GDP平均增长速度为4.7%，而美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依旧保持3%，中国GDP将于2025年左右赶上美国，并于2060年达到美国GDP的2.5倍左右。中国正常增长路径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2018年的40余年以数量扩张为主和2018年以后以质量提高型为主。

经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各国经济体制在不同的实践、道路上不断演变。人类历史2000多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显著区别于欧美模式，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欧美模式也有明显不同。即使在欧美国家，大陆民法体系的德、法与北欧国家，也和英美普通法体系的体制有显著差别。中国经济体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走出一条市场导向、双规渐进、政府组织推动、面向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40年来高速增长证明了这条“中国道路”是成功的。对于“中国道路”，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体制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而美国市场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道路”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过渡，是一种阶段性的体制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是多样化的，“中国道路”是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扎根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在全面学习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在对全球经济开放的环境中，逐步演变、发育、成熟起来的，但显著区别于欧美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式制度和发展道路。

笔者对“中国道路”持第二种看法，基于四个原因：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定义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数学抽象：所有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价格接受者，随机地在市场上相遇，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决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完全与完备，那么市场价格决定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数学抽象完全忽略了市场组织的作用，类似于物理学对一桶水中无数分子的随机碰撞的描述。正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忽略了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与成熟，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发育、生长与演变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第二，人既有个体的独立性，也有集体的社会性。经济组织将个人有机地组成集体，集体不是个人随机、简单地相加，由下而上（个人到集体）的加总，与由上而下（集体到个人）的分解都是经济组织的不同侧面。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与计划经济模型是两个极端，都不是现实经济组织的理想状态。市场经济组织因为其发育、成长路径、历史不同，必然呈现多样性，必然是路径依赖的。美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个人主义的侧面，而中国经济体制更多地反映了集体主义的侧面。美国和中国市场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企业有机集中起来，就集中方式而言，美国可能通过少数垄断企业、商业领袖对行业的领导，而中国可能通过各级政府对企业的组织。中美经济体制都显示出优异的组织效率、活力和强大生命力。但不同的是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近成熟，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发育之中，若将美国模式削足适履地套用到中国市场，则很有可能会限制、扭曲中国市场健康发展，或寄生出某些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市场体制怪胎，或陷入家族式官僚资本主义与社会动荡的痼疾。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反思和改革的巨大社会压力。特朗普行政当局粗暴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由企业推动的全球化的直接干预。如果中国市场加政府组织经济的模式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话，在中美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为何要如此反对、甚至恐惧中国的经济组织模式呢？体现了强大竞争力的中国经济组织模式为什么不能继续完善、发育与生长，反而要按照竞争对手美国的要求改弦更张呢？第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对全球尤其是诞生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成熟欧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巨大挑战。各国经济制度都须适应人工智能的崭新生产体系并做出革命性的调整。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因其尚未成型，因而可以更快、更容易在人工智能生产体系下发育成熟。这种适应人工智能生产体系的“中国道路”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并对全球经济体制适应于崭新生产力做出巨大贡献。

回到图1，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发展道路的转变，要求路径1（即使没有中美贸易争端）在2018年之后的发展阶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促进市场经济制度发育和要素市场发展。“中国道路”还在半途之中，还不成熟，还需要依次进行开放战略调整、制度发育与文化复兴。没有“中国道路”的成熟发展，我们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而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美国、世界经济都带来冲击，也会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路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不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美国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目的是要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维持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因为若按正常增长路径，2060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2.5倍，美国无法维持对世界经贸的主导权。2018年美国对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干预如果成功，就要维持美国GDP对中国GDP的领先（主导）地位。这个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成功”干预由中国增长路径2代表：2060年美国GDP依然维持对中国GDP的领先地位，中国2018年之后显著偏离正常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中美贸易争端的发展若引发中国经济的日本式停滞、前苏联式危机或金融危机，则都有可能打断“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或成熟，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混乱甚至崩塌，演变成增长路径2。

在中国对中美贸易摩擦做出正确应对下，中国则会进入图1中的路径3：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发展路径无疑会产生巨大冲击，无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短期内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调整或下降，且会偏离正常路径。但面对外部环境骤变，中国主动调整开放、改革与发展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坚持“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有效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会使得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成为一个对“中国道路”的中短期的冲击。经过2～3年理清思路，5年建立调整框架，10年调整到位，10年之后中国增长将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并在2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正确应对的路径3的核心，在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有效处理中美贸易冲突，使之成为我们增长路径上的短期冲击。而失败的应对路径2，是将中美贸易冲突演变成对我们发展路径的长期冲击，与发展方向的长期偏离。

全球化的结构变化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结构出现的深远的变化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内在原因。由图2可见，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出现明显减缓趋势，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按总出口计算）已连续五年下滑，自2013年起连续四年低于3%。2015年的全球贸易已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虽有反弹，但仍为负增长；2017年首次出现3.8%的恢复性增长，为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货物贸易增速在逐年下降，而全球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在逐年增大；中国已经和美国、德国一起成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以看出，全球化结构出现新变化，由原来“旧常态”的下“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已经转变为“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形成了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新结构。这种全球经济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演变。

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2000年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达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是全球最多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其间，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带来中国贸易成本大幅下降，且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制度成本尤其是关税水平下降，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推动中间品贸易迅速增长，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2013年起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位置被中国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贸易正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被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从图3所描述的1995年和2014年占全球贸易总量80%以上的前30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来看，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多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贸易大国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为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博弈的阶段变化。表2根据两国数据，利用简单动态模型，可以模拟中美两国在正常路径下的经济增长，我们采用两种预测，高预测是购买力平价（PPP）下的GDP增长，低预测是2010年不变价美元下的GDP增长。将高预测与低预测调整之后取平均值，我们可将中美经贸关系大致分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基本不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第二阶段为1979—2010年，当一国的GDP小于他国的1/2时，定义为小国与大国关系，1980年中国GDP不到美国的10%，2010年是美国的1/2，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第三阶段为2010—2025年，中国的GDP大于美国GDP的1/2，但小于美国GDP，中国已发展成为潜在大国，我们预测中国GDP将于2025年前后追上美国；第四阶段为2025—2040年，中国GDP从和美国GDP等量，逐渐增长至美国GDP的两倍，中美之间成为两大国关系；第五阶段为2040—2060年，中美共建新世界阶段。

我们预计，2060年中国GDP将接近美国的2.5到3倍；210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4亿～6亿人，中国人口将达到8亿～15亿人，两国人均GDP接近。而在小国与大国的第二阶段，作为小国的中国无法影响世界价格，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动接受者。中国的最优策略是“韬光养晦”，中美经济结构互补，中美关系以合作为主。在随后潜在大国与大国关系和两大国关系中，中美两国生产结构从互补转变成互补与竞争，两国经贸关系也由合作向竞争与合作转变。尤其是2018—2028年期间中美关系很可能是竞争主导。在2028年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回到健康增长的轨道，中美关系将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而在2040年之后进入共建新世界的合作阶段。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偏离了增长路径三，陷入增长路径二，则中美关系有可能长期不稳定。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的霸权地位，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产生大国利益的重新洗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工业1.0”，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工业2.0”始于19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电力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得以形成，称为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工业3.0”，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出现，也被称为信息时代；最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智能（AI）产业为代表，以2013年4月德国“工业4.0工作组”公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报告为标志，代表“工业4.0”的开始。

当下，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和第二大产业国，企业数量、技术专利等位居全球前列。美国AI布局全面领先，基础层、技术与算法层和应用层均有重要的技术创新，在芯片、算法、数据等核心领域有明显优势；中国更注重应用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与美国差距明显。总体而言，企业数量上美国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和技术层企业数量约为中国两倍，但在应用层差距略小。不过，人工智能革命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规模的容量、数据量的大小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以人脸识别为例，中国企业拥有的数亿样本量推动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超越。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市场容量、相对灵活的数据市场与坚实的电子制造业基础。正是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态势的焦虑，并触发中美贸易争端。

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触发中国经济的三种可能危险

第一种是日本式的停滞。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紧逼，日本退让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日本被迫对限制钢铁、半导体、电信等高端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日美贸易战之后，日本高科技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日元被动升值导致出口失去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日本国内投资迟缓，并形成股市和楼市的“泡沫经济”，最终经济增长停滞，带来“失去的20年”。

第二种是前苏联式的激进政策变化与“改弦易辙”，并引发经济的崩溃。前苏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停滞后，迫于美苏竞争压力与国内社会压力转而采取激进的改革政策。1992年初用“休克疗法”，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 ，迅速摧毁了前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1990—199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1997年的GDP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57%，工业产出下降约67%。按1990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俄罗斯1990年的GDP为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到1997年，分别为美国的5.5%、中国的50%。而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分别只有美国的1/10、中国的1/5。

第三种是金融危机。中美贸易争端逐步在商品贸易、双边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等领域展开。自从美联储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趋紧，全球资本向美国市场回流，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金融动荡。如果汇率出现长期大幅贬值压力，引发金融资本外逃，造成资金链断裂，引起生产下降并进一步加深贬值压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如果危机发生，有可能在数周之内使得GDP大幅下降，其后果不亚于一次中型战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些发生危机的南亚国家至今尚未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

防范这几种危险的产生，并防止由此引起中国经济陷入路径二的增长轨道，是中国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底线。

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核心是由服务于欧美市场等发达国家的小国开放战略，调整到以建设中国市场为核心的大国开放战略。中国市场已经接近于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零售总额有望在2018年超过美国，中国制造业产值是美、德、日三国的总和还多。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中国专利年申请量也会在近期内超过美国，领先全球。“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建立统一而开放、高效、平等、包容、普惠、多样化的中国产品、要素与技术市场，建立成熟的“中国式”制度，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服务于这个核心。

第一，建设亚洲共同体。全球已形成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多元化的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在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下，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是：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1993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欧洲，1993年成立欧盟（EU），至2015年已有28个成员国；而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我们可以借鉴NAFTA及欧盟经验，以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为纽带，以现有经贸联系为基础，构建“亚洲共同体”。具体而言：第一步，达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以多边贸易和跨国投资为核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各国之间贸易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的区域内全面开放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实行产业结构跨国调整和转移。第二步，达到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关税和建立一致对外关税，形成“亚洲共同体”内无壁垒的共同市场，逐渐实现劳动力在区内的自由流动。第三步，形成共同货币区。首先建立区内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紧密联系，实现建立区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降低贸易和结算成本，增强金融稳定性。

总体而言，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可以参照亚投行模式，由中国主导，以亚洲国家为主，对全球国家开放，各国自愿加入。同时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形成亚投行、亚共体、亚基金三位一体的亚洲区域经济治理体系。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困局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力打压。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我们会在亚洲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20亿～3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会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打破美国高技术压制，推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现。

第二，解绑中美货币政策。中国的国际金融体制与美元紧密捆绑，集中表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相对固定、缺乏弹性的汇率，并由此带来中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被动捆绑。也使得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都由美元来计价，稳固了美元的世界地位，但带来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缺乏弹性的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供求，不能对冲国内经济波动的风险。而且汇率相对固定就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来防守，如果守不住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本身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可能触发点。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会保持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但美元政策却以美国利益为政策驱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缺乏弹性会让中国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中美经济由合作走向竞争，人民币应该果断地与美元脱钩，实现浮动，这样人民币才可以与欧元一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向多元化转变。另外，亚洲共同体以中国市场为核心，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捆绑也不利于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须谨慎。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最为脆弱的是金融市场，如果资本市场过快地开放，会加大资本外逃或者热钱涌入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应对危机阶段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第三，建立开放而安全的技术体系。中国技术体系总体落后于美国，更为突出的是相当多的关键技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非常低，有些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技术。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技术总体上落后，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分工所致。既然可以从美国进口技术部件，国内企业也就生产其他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了。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促使中国必须考虑技术体系安全性问题，逐步实现关键技术不再完全依赖于境外垄断企业。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与建立竞争、高效的中国技术市场是一致的。如果某种技术产品在中国市场是竞争而不是垄断的，境外垄断企业很难超过中国市场占有率的70%，那中国技术市场安全性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我们应考虑一定的进口替代策略，使得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产品的市场拥有率，用5～10年时间从0逐步增加到30%。

总而言之，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建设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市场。西方不亮东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中国须将中美贸易争端控制演化为对“中国道路”的阶段性冲击，在5～10年的调整阶段过后，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轨道。

（鞠建东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感谢陈骁、苏立、王涧秋和余心玎在本文写作过程的讨论与帮助，作者文责自负。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