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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需要思考如何促进社会进步 | 宏观经济

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若反思金融发展乱象、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因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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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guan jing ji

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若反思金融发展乱象、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因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履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的同时,也须在打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更深层次来讲,金融发展需要考虑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表示:“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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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更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金融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进步的金融含义进行综合性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在此背景下,由多位国内外知名社会学家和金融学家倡导发起、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设立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6月16日在北京成立,以促进金融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互补与融合,推动金融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

“金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国峰在当日举办的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研讨会上从金融起源阐述了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进步中金融的介入体现在资源配置和时间跨期两个方面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适应了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跨期配置化解了时间轴上不确定性的风险。

比如,在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方面,以往以银行体系提供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已然不适应今天经济新动能的融资需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随着成本攀升、经济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已无法继续支持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如今必须要形成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其特点在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和高品质。在高质量发展需求下,中国今天面对的挑战即相当于很多发达国家曾今面对过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有10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区间,但是48年后,到2008年,这101个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跨过去了,剩下的88个经济体依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甚至变成低收入经济体。

“因此成功率是很低的,成功就难在创新,难在产业升级换代。”黄益平表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需要金融创新。”一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目前金融体系很庞大,但是市场机制并未发挥好应有的作用,下一步创新主要靠市场和企业家;二是融资结构需要适当改变,银行可以支持高附加值的增长,但存在短板,下一步要更多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经济转型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三是要注意规避市场化带来的短板,比如市场可能会变得相对不稳定,因此监管要跟上。

孙国峰也表示,在服务经济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金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相对独立的体系,会因追求盈利而产生顺周期行为、从而催生资产泡沫。若资产泡沫破灭,则会给社会产生巨大危害,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和不稳定,因此金融监管不能缺失。

孙国峰表示,在金融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影响着金融的发展。比如社会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家庭结构等,都是金融业在设计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总体相比较而言,在服务社会进步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注重效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关注安全,而中国金融体系则一直注重效率、安全和公平三个维度,在这些方面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未来需要以更高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

如今,随着金融科技浪潮的来临,金融业面临着巨大的金融脱媒的挑战的同时,也同样有着运用金融科技实现自身转型的机会,从而可更好地提升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和促进社会公平。原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认为,相比较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如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促使金融服务更加普惠和深化,进而促进了社会要素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效率,也促使价值生成形式和转移形式的变迁。

王忠民强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与社会流动之间目前还存在社会最欠缺的东西,即信用体系的建设,金融科技恰好可以为促进个人行为数据资产的累积与信用体系的完善提供有效工具。

“目前我们把这个涉及最底层最庞大人群,引发社会角色从量变到质变的工具还没有用好。”王忠民直言:“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信用通常非正即负,如果正的信用工具、方法积累不够的话,人们所有行为、包括金融本身的行为都会走向负面。如果社会底层构建塌陷了。那么社会总量财富运行的机制就缺陷了。因此,我们继续搭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金融恰好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京东金融研究院院长孟昭莉也认为,金融科技解决了金融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即信用机制大大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科技的支持下,我国风控领域(以支付环节反欺诈为例)有了显著的发展,并形成了穿透式监管(以资产证券化为例)等新的监管模式。

在明确金融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与其重要性前下,对于金融业而言,如何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的研究,目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不稳定,而是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增加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消费,有效减小收入差距,而当前投资拉动力下降,长期拉动内需的政策没有起到作用,原因在于对百姓的直接转移支付不足。因此,建立长期稳定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机制是中国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

目前,世界各国的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劳动激励,即将激励与就业和就业收入挂钩。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就业和就业收入,目前已经有22个国家正在广泛实施类似措施;二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即将激励与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增长相关的项目挂钩。甘犁表示,我国也开始进行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实验——“家庭振兴计划项目”,主要通过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开展转移支付实验,两项实验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卫星教授从社会公平感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倾向。研究发现父母社会公平感缺失对其送子女出国留学的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母亲的社会公平感缺失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影响会更大。那些亲身经历过社会不公正对待的家庭明显比其他家庭具有更强烈的倾向。在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方面,社会公平感缺失的影响并不能被教育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因素所解释。

吴卫星表示,因社会公平感缺失导致的出国留学问题可能会加剧境外消费服务服务贸易失衡,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而且从长期来看,民众社会公平感降低会危害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并对社会凝聚力产生严重的影响,可能会降低本国劳动力市场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恶化人才流失现象。

研究中发现的贫富不平等、户籍不平等和政府办事拖延推诿等最为显著的三个影响因素对于政策制定者改良顶层设计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吴卫星表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化,对实现社会和经济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晓斌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居民投资行为后认为,从2010到2015年中国居民金融投资的参与比例最高仅为9%,这一比例相比较低,中国的低投资参与率与中低职业群体过大有关,而低投资率与社会保障水平有关,更全面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稳定的、有保障的投资环境。因此,金融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降低准入门槛,提供相应的教育等等措施能够促进投资率的提高。

如今,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逐渐改变着人和人之间连接的方式,也促进了商业模式的变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运用的逐渐成熟,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更依赖于用户以及其背后的行为数据。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郑路认为,用户革命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取决于用户数据的价值。用户革命的意义在于把用户变成股东,让用户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因此谁能引导用户革命,谁就能成为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谷歌和Facebook。

金融科技虽然改变了商业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社会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效率,但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是正面的运用,对于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引导人性向恶的运用,则仍需要在强监管和法制化的社会规则之下。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实介绍了他和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合作的关于ICO监管问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认为ICO是一种新的融资工具,规模是普通VC的两倍,时间也比普通VC快得多,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并没有规范化的监管,给不法之徒有利的机会。

他们对收集到的ICO白皮书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大量的白皮书涉及欺诈,选择性不提供重要信息或提供误导性、虚假的信息,广告也因为了增加投资人的信任感而存在欺骗和虚构的情形。同时还存在其他欺诈违法的行为。

“ICO没有保证金,如果项目出现了问题,投资人得不到任何补助,比如交易所破产,投资人颗粒无收。ICO的特点是庄家持有大量的代币,因此能够随意操纵市场。”基于此,需要在法律层面探讨监管的根本解决方案。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葛天任探讨了土地金融与住房分层的关系,他认为,大量研究表明社会分层出现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1998年房改后住房成为社会分层重要的指标,空间上表现为社会空间的分异,时间上表现为财富分配的代际转移。住房成为阶层地位的象征符号,影响了阶层认同,也塑造了阶层话语乃至社会秩序。可以说,住房与社会分层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

葛天任表示,住房分层基本可以根据获取住房的途径和增值收益分为四个社会阶层群体:上层,新中间层,老中间层和弱势阶层。为了应对住房分层及其社会诉求,在社区层面的推进的党建引领社区建设,为不同住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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