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金融业脱实向虚、“自娱自乐”，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要防止金融部门风险传递到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除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通过强监管、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外，金融部门尤其是商业银行要以实体经济、国家政策为遵循，多措并举提质增效，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学界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应实体经济存在“最优边界”。近几年我国金融业脱实向虚，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本文接下来分析我国金融风险的本源，提出金融发展要以实体经济为“锚”。
金融无法游离于实体经济而独善其身
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长期聚焦于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强调金融发展通过自身的基本功能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也即“金融越发展，经济越增长”。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学界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继Arcand等（2012）提出“金融过度发展”观点后，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所预测的完全正相关，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旦金融部门的发展超过某一“阈值”时，金融系统的过度膨胀会导致资源浪费、有效储蓄降低以及投机活动猖獗，最终不仅不能再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因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倒U型”。
我国金融风险的本源在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现实背离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发展迅速，随着经济金融化加深，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背离实体经济的迹象。2010—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从6.2%上升至8.2%，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95.3万亿元增加至232.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6%，远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期年均10%的增长率。就像一个人吃太多有损于健康一样，过度膨胀的金融体系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债务结构存在错配。2016年末，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当年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占各项新增贷款总额的45%左右。相较之下，小微企业、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资金体内循环现象突出。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购买同业理财/委外债券投资”的模式，催生了资金空转套利现象，2011—2015年，银行理财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到2015年底存续余额23.50万亿元，其中潜藏了高杠杆、期限错配、风险管理不严等诸多问题。融资效率下降。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评估报告指出，自2001年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即GDP每增长1美元就平均需要近5美元的投资，与日本和韩国相比高出40%；我国的储蓄和投资总额占二十国集团总量的20%以上，GDP份额却只占约10%。在资金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要扩大负债规模，然后在各种因素下资金又被投入低效甚至过剩产业，最终形成从根本上依赖货币宽松而营造的增长假象。资金在新兴产业、创新企业等领域逡巡不前，缺少与企业共成长的耐心，结果便会出现不利于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直至“明斯基时刻”的发生。
金融发展要以实体经济为“锚”
从金融部门自身的角度，需要认识到金融只有回归本源、做回主业，才能在“倒U形”的上升阶段形成金融深化效果。一是强化风险防控。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要求和监管规定，系统梳理各条线和管理领域的风险、合规隐患，查漏补缺扎进制度笼子，花大力气提升内部控制和合规经营水平，关注基层行内控管理薄弱问题；重点对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敏感行业等领域的信贷业务加大检查力度，积极开展自查、交叉检查等专项检查；对非信贷业务严格穿透管理，准确掌握底层资产风险情况，完善同业理财统一授信管理，加强理财产品期限配置，避免引发流动性风险；压实风险防控责任，强化问责追责，严防整改流于形式。二是调整业务结构。新增业务调结构首当其冲需要控制表外过度“肥胖”的现状，合理压缩表外，降低“体脂率”，重塑表内、表外业务比例。同时，新增投放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一方面以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为核心，积极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点战略，围绕中国制造2025，促进制造强国建设、高端装备领域突破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等国家机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着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三是开展有效创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并不是拒绝创新，相反应鼓励创新回归表内，通过开展有效创新促进目标达成。向管理要效益，创新管理工作。提升前中后部门的联动效率，充分发挥中后台的支撑保障作用，使前台业务需求能够得到快速响应，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向数据要效益，创新信息化建设。研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科技对经营管理的支撑能力，通过为客户精准画像实现综合营销，协助解决普惠金融业务中高成本、高风险难题；理财业务回归资管本源，大力创新发展净值型产品。
(褚蓬瑜供职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