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各大中型银行也都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但就目前而言，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仍不尽健全。本文分析了商业银行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目前依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兴业银行实践，从银行业的角度提出改善建议，同时对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建设也提出建议。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推动普惠金融服务。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全面部署落实普惠金融体系建设。2017年5月，银监会等11部委联合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垂直管理体系；9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在存款准备金方面落实普惠金融的鼓励政策；财政部也通过设立普惠金融发展基金和减免小额贷款利息增值税、印花税等方式支持普惠金融发展，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步入历史新阶段。
在一系列政策扶持和推动下，普惠金融已成为一片亟待开发的业务蓝海。根据安永报告测算，若将60个新兴市场尚未享受金融服务的消费者和中小微企业纳入金融服务范围，全球银行业收入有望年度增长20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其中最大受益者，2020年预计年度收入增长634亿美元，增幅位列全球第一。面对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银行业纷纷加快布局，大中型商业银行加速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措施，提升对小微、三农、双创、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服务。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全部挂牌，兴业银行等积极跟进。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中国银行业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余额均达到3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6%。普惠金融已步入发展快车道。
普惠金融的发展难题与应对之道
尽管当前国家对普惠金融发展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参与热情也很高，但作为当前金融体系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仍不尽健全，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在运作过程中，其独立核算独立运营难度很大。因主要覆盖“长尾”人群，普惠金融业务的难点在于服务和风险成本高，但“普惠”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提高这些人群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服务的价格要合理，对于银行而言成本要可负担。因此，相较其他业务而言，普惠金融业务普遍盈利性较差，与事业部作为利润中心的运营特征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需要用其他业务部门的盈利来补贴其发展，同时要做好成本核算与资源分配的平衡。
第二，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目前普遍而言，商业银行提供小额贷款和资金供求撮合中介的多，但个性化服务及场景功能服务少；关注交易性或者补贴性服务的多，着力于提升所受对象造血功能的少。整体来看，尚缺乏从根本上解决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转变的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第三，外部经营环境及配套政策总体还不够完善和健全。较银行传统优质大型客户而言，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企业信息分散等特点，还有部分地区信用环境不佳、企业逃废债问题突出。除此之外，外部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不健全、相关领域立法缺失或层级不足等也均影响着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的配套监督管理机制须加快完善。以往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起初遭遇了“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的极大冲击。无证经营、无证上网情况突出，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缺乏成熟的大数据分析基础，不具备与业务模式相适应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定价能力。一些互联网企业挂普惠金融之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频发，交易场所滥设，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影响了金融和经济稳定及社会安全。目前，在国家和监管部门持续颁布多项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管理办法和举措之后，互联网金融回归“金融本源”的态势有所好转，对于商业银行规范发展金融普惠也起到了净化竞争环境的作用。但金融科技浪潮下，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也必须依靠科技来做好风险防控和服务下沉，一方面银行需要加大自身科技研发力度，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配套监督管理机制的进一步统一和完善。
第五，弱势群体的消费者保护依然有待加强。一方面，普惠金融业务产品众多，有的还比较复杂，金融消费者对自身享有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合法权利不够了解，对金融纠纷、金融诈骗和误导行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目前“刚性兑付”观念仍然存在，“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理念尚未有效形成，风险与责任意识比较欠缺。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首先应在思维认识上坚持“寓义于利”的社会责任价值观，深入理解普惠金融“机会公平性、服务普及性、商业可持续”的精神内涵。并将履行社会责任与提供产品与服务相结合，根据自身优势、所服务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普惠客户的特点进行客户肖像刻画和场景细分，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包，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以兴业银行为例，经过多年深耕细做，围绕绿色金融、养老金融、银银平台、社区银行、小微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普惠金融优势业务，并在此基础上在股份制银行中率先宣布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构建起从总行到分支机构、自上而下的普惠金融“三级”垂直管理组织架构。总行层面成立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和普惠金融事业部，承担全行普惠金融业务的牵头与组织推动工作；分行层面由零售金融部牵头负责辖内普惠金融业务的组织推动；全行2000多家同城支行是拓展普惠金融的主体，其中近1000家社区支行成为业务开展的主阵地和桥头堡。
其次，实现普惠金融“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保本微利”的总体要求，需要与业务特点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保驾护航。因此，商业银行在大力推动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过程中，可以建立普惠金融的“五专”机制，具体包括：建立专门的营销服务机制实现对客户分层分类管理；建立专门的统计核算机制对普惠金融业务实现逐客户、逐账户、逐交易成本计量、收益分摊；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差异化识别和管理普惠金融业务风险；建立专门的资源配置机制对普惠业务实施包括信贷、财务、人力在内的战略性资源倾斜；并完善专门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尽职免责相关制度，适当提高普惠业务不良容忍度，提升经营机构积极性。
再次，商业银行通过网点和互联网渠道，可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实现服务触角广延伸，领域全覆盖，推动广泛地渠道拓展和布局。一方面积极拓展线下服务网点，建设社区银行，服务社区居民；另一方面打造线上服务渠道，加快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直销银行、微信银行、短信银行于一体的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便利安全的网络金融服务。
另外，商业银行应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服务中的难点和痛点，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比如，顺应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健全养老金融服务体系，老年客户理财需求和特点非常稳定，但同时也是比较容易受到非法金融活动诱骗的人群。因此，商业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应该以人文关怀来指导老年客户进行存款理财，提高其风险防范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在此金融普惠过程中，银行也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社会价值。再如，在服务三农领域方面、绿色金融等经济金融发展以往相对薄弱的环节，商业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和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等，支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高绿色金融普惠性。一方面可以促进自身业务创新，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寻找到业务的新蓝海。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不能一拥而上，面面俱到，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要根据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深做透做优，做到差异化创新的典型样本。兴业银行通过银银平台，与1324家中小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向其输出科技与管理，延伸移动支付和财富管理等现代金融服务。银银平台不仅提升了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更帮助其有效服务当地居民、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当地金融供给。
营造良好生态助力普惠金融大发展
解决普惠金融难点问题，还需要完善普惠金融的大生态。这需要监管层与相关部门从宏观政策方面、监管政策方面、环境建设方面加强支持和引导，为普惠金融事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下，立足各自经营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创新，运用金融功能挖掘或开发 “中小微弱”的潜在能力，变“输血”为“造血”，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普惠的问题。
一是在宏观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加强货币政策支持。从差额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普惠金融债券、宏观审慎评估政策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强化对市场主体的正向引导和扶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继续推行企业所得税和农户小额贷款增值税优惠政策，落实金融机构税前扣除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强化地方配套政策支持力度。通过补贴、贴息及风险补偿等政策，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投入普惠金融事业。
二是监管层面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确定普惠金融常态化考核指标，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统计指标体系，优化统计指标，明确统计口径，更好反映和评估普惠金融服务成效；设立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对不良贷款超过一定限额的普惠金融业务，提供必要的风险补偿措施和支持政策；坚持金融特许经营制度，严禁无证经营及超范围经营，在有序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行为规范，设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以制度规范推动行业稳健发展。
三是环境方面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和金融生态。主要包括：仿照支持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加大对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投入以及对农村自助金融服务机具布放的投入，鼓励IT产品和金融服务下乡；统一数据标准，加强信息共享，降低征信成本，提高征信质效，提升普惠金融风控能力。
（高建平为兴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