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大行”资产规模约占全美银行业的50%，其业绩和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的整体情况和趋势。本文通过分析美“四大行”的经营特点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预计银行业2018年业绩趋好，扩张态势或将延续。

近期，美国四家主要的大型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以下简称“四大行”）陆续公布了2017年经营业绩。总体而言，2017年美国大型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规模稳步扩张，运营效率和盈利水平得到改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美国经济增长惯性犹在，以“四大行”为代表的美国大型银行或大概率延续扩张态势。

2017年美国大型银行经营主要特点

第一，资产负债规模扩张，存贷结构稳定性增强。一方面，经济加快复苏释放信贷需求，推动资产规模稳步扩张。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资产规模达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8%。资产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是信贷增长（同比增长2.96%），而信贷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体经济加快复苏，私营部门借贷情绪高涨，新增贷款需求集中释放；二是经济乐观且利率上行，驱动银行放松了放款态度。另一方面，客户存款快速增长，资金供需平衡进一步优化。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负债总额7.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客户存款实现3.65%的同比增幅。具体而言，存款快速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经济保持通胀，非农就业人口增加和薪资上涨催发了社会资金的积聚沉淀；二是美元加息、税改减负、美股走强等因素吸引美元回流。存款增速超过同期贷款增幅，将存贷比压低45基点（BP）至68.21%，进一步平衡了存贷结构，提升了资金供给稳定度。

第二，盈利显著增长，实现规模效率双提升。首先，剔除“税改”临时性支出因素，总盈利规模实现快速增长。2017年，美国“四大行”盈利合计587亿美元，较2016年的795亿美元有所下滑，其主要是受美国“税改”政策的暂时性影响所致：“税改”政策要求“四大行”需减计之前高税率（近30%）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为海外收入一次性纳税，形成约270亿美元所得税费用的额外支出。若剔除“税改”因素，2017年美“四大行”实际创造的利润约为861亿美元，同比增长达8.36%。其次，加息抬升资产收益率，盈利效率明显改善。2017年，美联储3次加息提振了银行盈利边际水平，美国“四大行”净利息收入增速（同比增长4.98%）明显快于信贷增速（同比增长2.96%），提高净利息收益率5BP至2.51%。2017年，美国“四大行”剔除税改因素后的资产收益率（ROA）和权益回报率（ROE）分别上涨了5BP、84BP至1%、9.23%。其盈利效率明显改善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美联储加息促进银行利息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实体经济复苏带动贷款质量回暖，一部分减值准备被冲回，进一步充实利润；三是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经营成本，运行模式的创新改善了投入产出效率。最后，加息单一驱动的增长模式凸显，非利息收入贡献下降。2017年美国“四大行”营业收入增长（2.76%）中，利息净收入贡献96.43%，非利息收入贡献不到4%，依赖加息驱动增长的模式特征明显。2017年，美国“四大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下滑，从非利息收入的构成看，除信托费用、存款手续费等有所增长外，其余大部分传统非利息收入呈下降趋势。

第三，资本充足水平提升，经济复苏缓解资产质量压力。首先，资本实力壮大，资本充足率显著提升。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20%，同比提升了51BP。资本充足率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是由于盈利增长带动利润留存增加，充实了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另一方面是经济回暖使得社会违约率下降、风险损失减少，分母端风险加权资产增长放缓。其次，资产质量改善，拨备充足，抗风险能力有所增强。2017年，美国“四大行”不良贷款减少54亿美元，较年初下降17.85%，不良贷款率0.73%，较年初下降0.18个百分点，实现了“双降”。同期，美国“四大行”拨备覆盖率平均水平接近200%，较年初涨逾30个百分点。对此，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新增贷款增长强劲，稀释了不良资产占比；二是实体经济复苏，一些大宗商品、机械制造行业的不良资产正向迁徙，转回正常；三是盈利持续上涨，拓宽了银行处置、核销不良资产的腾挪空间。

积极因素依然存在

一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可期，银行增长基本面犹存。2018年2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预计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9%，超出年初IMF预测的3.7%，全球3/4地区经济将上行。美国经济在复苏惯性和特朗普改革政策的刺激下，2018年内有望延续增长势头。2018年国际经济环境的积极因素一方面是发达经济体仍处于复苏通道，欧洲经济复苏圈持续扩大，日本经济处于28年来最长的增长区间；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将给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受益于国内、国际两方面环境的改善，2018年美国大型银行业绩保持增长的基本面犹在。

二是美联储加息周期持续，拉大银行息差空间。2018年美联储将延续加息周期，市场普遍预计加息3到5次，这将对美国银行业产生实质性利好。一方面是扩大净息差。加息周期中，美国大型银行资产负债策略偏向利率资产敏感，大型银行贷款利率的重定价速度比存款更快，加息有助于扩大净息差，提升盈利效率。另一方面是推高银行存放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补偿利率，增加银行利息收入。

三是特朗普“税改”政策落地生效，银行税负有所降低。从短期看，“税改”要求银行递延税资产减记，一次性支付额外的所得税费用，冲击银行当期业绩表现。从长期看，根据“税改”政策，美国银行有效税率将从30%降到20%左右，税务负担有所减轻。

四是放松金融监管政策的持续推进，有望给美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美国特朗普在竞选中，曾给出危机后金融监管过严、需立即“松绑”的承诺。特朗普当选后，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放松金融监管的规划和提案，目标是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018年，特朗普内阁将努力推进这一系列法案的正式落地生效，一旦在部分条款上有所突破，将给美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机遇和挑战并存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加大了银行经营难度。全球经济复苏的“异步性”和政策“以邻为壑”的新趋势，将加剧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美联储加息周期对市场的外溢影响日盛，金融资产价值的重估压力凸显。2018年2月初，美国股市的“闪崩”引发了全球股市普跌，市场处于周期尾部的脆弱情绪特征明显。目前欧美主要股指仍处于历史高位，2018年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有望进一步扩大。投资收益波动加剧以及实体经济受金融市场动荡产生的不良反应，将加大2018年美国银行业经营的挑战和难度。

美国经济复苏出现尾部征兆，压制银行业绩增长空间。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尾部的迹象开始出现，银行业绩增长的空间受到限制。首先是资产高估值。目前美国道指市盈率维持在20以上，股票涨幅超过公司盈利增长，股价支撑动力不足，后市调整风险加大。其次是房价高泡沫。2017年12月，美国标普20大城市房价指数已逼近2006年危机前的历史峰值，但新屋开工数量仍处在高位，不见退潮迹象，楼市存在泡沫风险。最后是高债务负担。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破万亿”的赤字预算，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2017年末美国家庭储蓄率降至12年来的新低，债务耐受力脆弱，一旦经济产出达不到预期，将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衰退。

美国宏观政策充满不确定性，银行政策面存在变数。首先，联储风格不定。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非经济学家出身，职业履历丰富，早年对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有微词，市场对于“鲍氏联储风格”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市场的敏感情绪。其次，白宫政策效果不定。除税改外，特朗普“两改一基”（医改、税改、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不畅，税改效果也由于拖累巨额赤字而遭到质疑，再加上中期大选和美国党派政治的影响，特朗普内阁施政效果有待观望。

地缘和政治因素错综复杂，银行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2018年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英国脱欧谈判裹足不前、争论不休，意大利大选的民粹上位和“悬浮内阁”的担忧，以及中东火药桶的间歇发作，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灰犀牛”。一旦有突发事件，可能将迅速引发金融市场局部或全局的动荡，加大银行经营风险。此外，在美国国内，“通俄门”持续发酵，叠加共和党内部党派矛盾不断激化，金融受政治冲击的关联性不断加大，银行应对政治风险的压力倍增。

综上，预计美国“四大行”在2018年有望保持资产负债规模的回升惯性，得益于税改政策形成较低的2017年利润基数以及税率降低的影响，盈利增长值得期待。同时，经济和金融的周期性趋势，政治和政策博弈角力等不稳定因素，将加大美国银行业经营的挑战和难度，银行依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

（范国英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管理信息部专家，宋光磊为工银亚洲管理信息部副主管。本文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