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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英、宋光磊:美国大型银行或将延续扩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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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hang yuxindai

美国“四大行”资产规模约占全美银行业的50%,其业绩和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的整体情况和趋势。本文通过分析美“四大行”的经营特点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预计银行业2018年业绩趋好,扩张态势或将延续。

近期,美国四家主要的大型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以下简称“四大行”)陆续公布了2017年经营业绩。总体而言,2017年美国大型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规模稳步扩张,运营效率和盈利水平得到改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仍在持续,美国经济增长惯性犹在,以“四大行”为代表的美国大型银行或大概率延续扩张态势。

2017年美国大型银行经营主要特点

第一,资产负债规模扩张,存贷结构稳定性增强。一方面,经济加快复苏释放信贷需求,推动资产规模稳步扩张。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资产规模达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8%。资产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是信贷增长(同比增长2.96%),而信贷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体经济加快复苏,私营部门借贷情绪高涨,新增贷款需求集中释放;二是经济乐观且利率上行,驱动银行放松了放款态度。另一方面,客户存款快速增长,资金供需平衡进一步优化。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负债总额7.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客户存款实现3.65%的同比增幅。具体而言,存款快速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经济保持通胀,非农就业人口增加和薪资上涨催发了社会资金的积聚沉淀;二是美元加息、税改减负、美股走强等因素吸引美元回流。存款增速超过同期贷款增幅,将存贷比压低45基点(BP)至68.21%,进一步平衡了存贷结构,提升了资金供给稳定度。

第二,盈利显著增长,实现规模效率双提升。首先,剔除“税改”临时性支出因素,总盈利规模实现快速增长。2017年,美国“四大行”盈利合计587亿美元,较2016年的795亿美元有所下滑,其主要是受美国“税改”政策的暂时性影响所致:“税改”政策要求“四大行”需减计之前高税率(近30%)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为海外收入一次性纳税,形成约270亿美元所得税费用的额外支出。若剔除“税改”因素,2017年美“四大行”实际创造的利润约为861亿美元,同比增长达8.36%。其次,加息抬升资产收益率,盈利效率明显改善。2017年,美联储3次加息提振了银行盈利边际水平,美国“四大行”净利息收入增速(同比增长4.98%)明显快于信贷增速(同比增长2.96%),提高净利息收益率5BP至2.51%。2017年,美国“四大行”剔除税改因素后的资产收益率(ROA)和权益回报率(ROE)分别上涨了5BP、84BP至1%、9.23%。其盈利效率明显改善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美联储加息促进银行利息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实体经济复苏带动贷款质量回暖,一部分减值准备被冲回,进一步充实利润;三是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经营成本,运行模式的创新改善了投入产出效率。最后,加息单一驱动的增长模式凸显,非利息收入贡献下降。2017年美国“四大行”营业收入增长(2.76%)中,利息净收入贡献96.43%,非利息收入贡献不到4%,依赖加息驱动增长的模式特征明显。2017年,美国“四大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下滑,从非利息收入的构成看,除信托费用、存款手续费等有所增长外,其余大部分传统非利息收入呈下降趋势。

第三,资本充足水平提升,经济复苏缓解资产质量压力。首先,资本实力壮大,资本充足率显著提升。2017年末,美国“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20%,同比提升了51BP。资本充足率得到显著提升,一方面是由于盈利增长带动利润留存增加,充实了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另一方面是经济回暖使得社会违约率下降、风险损失减少,分母端风险加权资产增长放缓。其次,资产质量改善,拨备充足,抗风险能力有所增强。2017年,美国“四大行”不良贷款减少54亿美元,较年初下降17.85%,不良贷款率0.73%,较年初下降0.18个百分点,实现了“双降”。同期,美国“四大行”拨备覆盖率平均水平接近200%,较年初涨逾30个百分点。对此,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新增贷款增长强劲,稀释了不良资产占比;二是实体经济复苏,一些大宗商品、机械制造行业的不良资产正向迁徙,转回正常;三是盈利持续上涨,拓宽了银行处置、核销不良资产的腾挪空间。

积极因素依然存在

一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可期,银行增长基本面犹存。2018年2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预计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9%,超出年初IMF预测的3.7%,全球3/4地区经济将上行。美国经济在复苏惯性和特朗普改革政策的刺激下,2018年内有望延续增长势头。2018年国际经济环境的积极因素一方面是发达经济体仍处于复苏通道,欧洲经济复苏圈持续扩大,日本经济处于28年来最长的增长区间;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将给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受益于国内、国际两方面环境的改善,2018年美国大型银行业绩保持增长的基本面犹在。

二是美联储加息周期持续,拉大银行息差空间。2018年美联储将延续加息周期,市场普遍预计加息3到5次,这将对美国银行业产生实质性利好。一方面是扩大净息差。加息周期中,美国大型银行资产负债策略偏向利率资产敏感,大型银行贷款利率的重定价速度比存款更快,加息有助于扩大净息差,提升盈利效率。另一方面是推高银行存放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补偿利率,增加银行利息收入。

三是特朗普“税改”政策落地生效,银行税负有所降低。从短期看,“税改”要求银行递延税资产减记,一次性支付额外的所得税费用,冲击银行当期业绩表现。从长期看,根据“税改”政策,美国银行有效税率将从30%降到20%左右,税务负担有所减轻。

四是放松金融监管政策的持续推进,有望给美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美国特朗普在竞选中,曾给出危机后金融监管过严、需立即“松绑”的承诺。特朗普当选后,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放松金融监管的规划和提案,目标是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018年,特朗普内阁将努力推进这一系列法案的正式落地生效,一旦在部分条款上有所突破,将给美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机遇和挑战并存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加大了银行经营难度。全球经济复苏的“异步性”和政策“以邻为壑”的新趋势,将加剧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美联储加息周期对市场的外溢影响日盛,金融资产价值的重估压力凸显。2018年2月初,美国股市的“闪崩”引发了全球股市普跌,市场处于周期尾部的脆弱情绪特征明显。目前欧美主要股指仍处于历史高位,2018年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有望进一步扩大。投资收益波动加剧以及实体经济受金融市场动荡产生的不良反应,将加大2018年美国银行业经营的挑战和难度。

美国经济复苏出现尾部征兆,压制银行业绩增长空间。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周期性尾部的迹象开始出现,银行业绩增长的空间受到限制。首先是资产高估值。目前美国道指市盈率维持在20以上,股票涨幅超过公司盈利增长,股价支撑动力不足,后市调整风险加大。其次是房价高泡沫。2017年12月,美国标普20大城市房价指数已逼近2006年危机前的历史峰值,但新屋开工数量仍处在高位,不见退潮迹象,楼市存在泡沫风险。最后是高债务负担。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破万亿”的赤字预算,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2017年末美国家庭储蓄率降至12年来的新低,债务耐受力脆弱,一旦经济产出达不到预期,将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导致经济衰退。

美国宏观政策充满不确定性,银行政策面存在变数。首先,联储风格不定。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非经济学家出身,职业履历丰富,早年对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有微词,市场对于“鲍氏联储风格”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市场的敏感情绪。其次,白宫政策效果不定。除税改外,特朗普“两改一基”(医改、税改、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不畅,税改效果也由于拖累巨额赤字而遭到质疑,再加上中期大选和美国党派政治的影响,特朗普内阁施政效果有待观望。

地缘和政治因素错综复杂,银行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2018年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英国脱欧谈判裹足不前、争论不休,意大利大选的民粹上位和“悬浮内阁”的担忧,以及中东火药桶的间歇发作,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灰犀牛”。一旦有突发事件,可能将迅速引发金融市场局部或全局的动荡,加大银行经营风险。此外,在美国国内,“通俄门”持续发酵,叠加共和党内部党派矛盾不断激化,金融受政治冲击的关联性不断加大,银行应对政治风险的压力倍增。

综上,预计美国“四大行”在2018年有望保持资产负债规模的回升惯性,得益于税改政策形成较低的2017年利润基数以及税率降低的影响,盈利增长值得期待。同时,经济和金融的周期性趋势,政治和政策博弈角力等不稳定因素,将加大美国银行业经营的挑战和难度,银行依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

(范国英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管理信息部专家,宋光磊为工银亚洲管理信息部副主管。本文编辑/谢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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