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强势复苏。然而，就此判断全球贸易增长步入新繁荣周期为时尚早，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深层次结构因素没有改变，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与不确定因素或将加强，加上逆全球化风潮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全面升级，预计2018年及未来数年,全球贸易发展也将迎来持续性竞争性挑战。
2017年走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第十个年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周期性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新平庸”阶段，互利共赢的全球化遇阻，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但2017年却迎来强势复苏，这是否意味着全球进入“繁荣增长周期”？本文接下来对此进行分析。
全球贸易打破“休克状态”，实现金融危机以来强势复苏
2017年全球最突出特征恐怕是金融危机十年来，得益于全球需求回暖，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投资开支增加，以及欧洲多国选举波澜不惊，极右翼势力暂时得到遏制等因素，金融危机期间破坏的贸易关系得以修复，全球经济与贸易实现了同步性、共振性、普遍性复苏，正在摆脱2008—2016年贸易增加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Slow Trade”的“休克状态”。从复苏力度看，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5.1％，增长率创下了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的同比新高，如果刨除2011年金融危机的报复性增长因素之外，这一增速则为2007年三季度以来时隔10年的最高增速。
从复苏范围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7年，在WTO成员国中，出口实现同比正增长的有62个国家，占比为87.3%；出口实现同比正增长的有60个国家，占比为89.6%。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罕见实现同步复苏。从区域上看，亚洲和北美复苏势头强劲，有望实现6.4%和4.2%的增长，成为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拉动性力量。自2016年下半年起，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恢复了增长势头，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均反弹强劲，带领全球贸易量迅速复苏。
判断全球贸易步入新的“繁荣增长周期”还为时尚早
驱动本轮全球贸易强势复苏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本轮全球贸易复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存在哪些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是否能就此判断全球贸易将重现2002—2007年的贸易繁荣周期？
第一，中美是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两大引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取代这些年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动能的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回馈效应带动全球贸易增速反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7年全球GDP 增速为3.5%，其中中美GDP 增速为6.7%和2.1%，分别拉动全球GDP 增长1.0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共计贡献全球增速43.8%。在中美两国经济共同推动下，消费需求和资源品、资本品需求得以复苏。中、美等国家进口显著回升推动资源型国家出口快速增加。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对全球贸易创造效应也进一步扩大。2017 年上半年，中国铁矿石、原油进口同比增速分别为63.0%和60.5%。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带动下，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范围扩大，电子零配件与制造业设备相关贸易流量大幅增加，成为本轮贸易增速反弹的主要贡献因素。
第二，亚洲区域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从全球范围内看，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可以划分为三大价值链板块：北美、欧洲与亚洲地区，每个地区都已经形成区内贸易和区域价值链，各区域之间又形成密切的洲际价值链关系。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而这其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循环中发挥了枢纽和节点的作用，由于源自中国的良性循环，全球贸易复苏得以新一轮启动。根据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布的《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亚洲对本轮全球贸易回升贡献最大，拉动了上半年全球贸易5.4%，远高于其中欧盟和北美的1.9%和1.5%。
第三，全球制造业的整体性扩张与结构性变化。近一年来，全球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整体止跌。全球工业投资与制造业复苏也大大提升了全球制成品和中间品贸易增长。由于全球新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及其产业化正缓慢渗入各国生产端和供给侧，形成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制造业同比达到3.2%的增速，为2011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范围内制成品市场需求也将随之扩大。其中，工业化经济体制造业产值预计增长1.8％，这些经济体将占2017年全球工业增长总额的近40%。
这主要是以下原因促成的：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自动化、机器人和数字产品等先进制造业正在全球稳步扩张。新技术的发展和许多行业自动化发展趋势正在促进全球制造业总产量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二季度，全球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率实现了同比增长5.3%，扩张幅度更为显著；中等技术制造业增长约为2%；低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3%。一般来说，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增长高于低科技产业，反映了世界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WTO 2017报告显示，近两年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推动全球贸易结构转型，运输、物流、分销以及数字技术等为货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跨境服务有效协调跨境生产成为提升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第四，被忽视的基于统计因素的“基期效应”原因。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低至1.3%，创下自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因此，2017年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低基数效应似乎是当前贸易看似强劲复苏的一个被忽视因素。综合来看，尽管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但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高基数将对2018年增速造成压力。WTO发布最新一期报告显示，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为102.2，虽高于100荣枯线的趋势水平，但较8月数值回落0.4，显示全球贸易在2017年四季度仍将保持温和增长，增速将有所放缓。从构成WTOI的分项指标看，出口订单指数、国际航空货运量指数、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分别为101.9、106.7、102.3，增速有所下降，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幅度未来或将趋缓。
未来数年全球贸易增长恐将迎来持续性竞争性挑战
第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主阵地从WTO多边贸易体系转向区域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在WTO多边贸易框架裹足不前的大背景下，全球区域性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正在谈判的较大规模的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然而，这些双边、小多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规则不一、交叉重叠、过度竞争，尽管可能带来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但从长远看，却导致更大范围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全球自由贸易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碎片化的风险，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协作。例如，欧盟几乎与其所有邻国签有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均已启动或达成了双边FTA谈判，而近期又在积极推进欧盟与北美自贸区（NAFTA）、欧盟与东盟、欧盟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FTA谈判。再以TPP 为例，TPP明确强调 “原产地规则”的制度目标是确保各成员国获得贸易自由化利益，更强调利用协议框架内的资源和生产网络，更加鼓励从各成员国采购原材料和中间品，因此，“原产地规则”这一制度安排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区内贸易，却大大割裂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联系。从全球贸易增量来看，并未获得更多的“净收益”。
第二，国际贸易规则难以适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贸易形态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体商品货物贸易的2/3。然而，与此相悖的是，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对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形成了较大的不兼容性。此外，较高的贸易摩擦成本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对全球价值链贸易是极大的损害。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更大程度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
第三，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与重构的大周期还未完全结束。一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传统的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与贸易循环模式大大松动。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杠杆收缩和国内储蓄投资结构调整，以及工业部门的“重返制造业”导致消费驱动的国家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而从中国的转型看，中国出口贸易减少了对中间零部件的需求，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2015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当中机电产品已经占出口贸易的一半，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成为亮点。一般而言，产业转移通常会带动产业承接经济体出口增长，当一经济体处于产业转入状态，其出口增速通常高于非产业承接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着全球新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国由产业承接国开始了产业转移。因此，可以判断，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可能进一步放缓。
另一方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模块网络处于大规模展开和深化的过程，但是近年来，这一模块化和全球产业布局趋于完成，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动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导致制造业投资回流。近期，特朗普新税改有望开启全球竞争性改革,持续释放红利,但税改方案中的“属地征税”和“一次性税收优惠”原则也将对推动美国资本回流及对海外资本留存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对其他国家贸易竞争进一步施压。
第四，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仍将严重威胁全球贸易复苏进程。从全球治理框架看，尽管WTO、IMF、世行、G20等国际组织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但在未来十余年中贸易保护仍将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一是贸易保护强度有所升级。根据最新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统计，G20经济体在2016年共采用了659种新的贸易限制措施，而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已有7027种歧视性干预措施。最易受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的部门包括金属、机械和化工。农业部门也受到了更大影响，从而殃及那些高度依赖农业生产和出口的低收入国家。在所有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提高进口关税是最常用的，大约占1/5。2009—2017年，共有总价值高达6.84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受到关税提高的影响。其他主要措施包括反倾销条例、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制、出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等。围绕纠偏中美贸易不平衡引发贸易冲突与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自特朗普政府就任以来美国已经发起了79起“双反”调查，包括美国商务部启动的“301调查”在内的单边制裁以及针对进口自中国的普通合金铝片自发开展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双重调查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额达3.95万亿人民币，其中我对美出口2.91万亿元，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同比增长13%。特别是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更日益凸显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远大于合作，中美“竞和关系”进入新阶段。
二是贸易保护从传统商品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扩散。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应对各种形式的投资保护主义保持警惕，并呼吁各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空间与审查程序的透明度及公正性方面做出恰当的平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报告进一步显示，美国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空前严苛，审查案件数量创历史纪录。欧盟各国政府也将有权审查外资收购，特别是那些通过在欧洲成立壳公司而实现的“内部收购”。2016年，全球约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分之一新出台的政策引入了投资限制。滥用国安审查可能成为助推全球保护主义升级的关键障碍。
三是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关税转向以绿色壁垒、蓝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内向型和进攻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主动发起新型贸易保护成为大趋势，新型贸易壁垒大都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如以“绿色贸易壁垒”“蓝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等方式。这些新型贸易壁垒，大大提高了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准入门槛。例如，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准则采取包括拟提高中国进口关税、退出TPP、重新磋商NAFTA等贸易保护措施，欧盟启用“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取消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转而引进一种称之为市场“严重扭曲”（significant distortions）的概念都意味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引发的贸易冲突恐全面升级。
展望2018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WTO 预计，2018年全球商品及货物贸易量增长3.2%。然而，鉴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边际效应递减，新一轮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化解全球过剩产能，以及一些大国转向内向型、进攻型贸易战略等因素仍将对全球化及其贸易发展带来持续挑战，维护并推进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框架还任重道远。
（张茉楠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