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利差水平及相关指标的国际对标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绝不是躺着赚钱，也无法躺着赚钱，不断因势而变、创新转型才是基业长青之道。
近年来，在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存在着的两个经典批判范例：“一是我们贷款利率高，存贷利差高，银行属于暴利行业；二是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偏低，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低下。归结为一句话：中国银行业是躺着赚钱的。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商业银行躺着赚钱的历史将渐去渐远，为应对利差收窄的大趋势，应进一步加大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以上批评真的中肯吗？推断结论有多准确？透过对国际银行业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其利差水平、业务与收入结构的占比情况，从而对国内银行业经营状况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知。
利差水平及相关指标的国际对标
本文从2016年英国《银行家》世界千强银行中选取40家在所在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银行机构，同时选取了15家国内上市银行。从对标银行不同国别维度视角出发，对各行利差水平、非息收入占比、资产构成、负债构成、成本收入比等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
（一）利差水平：相对较高但不是最高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大陆银行业利差水平较高，但并不是最高的，虽然要高于欧洲、日本及中国台湾同业，但明显低于英美同业平均水平一个量级，如将对标行中的美国同业单独计算，则其利差水平更高，在2015年和2016年对标行中美国同业利差水平分别达到2.79%、2.72%，这与我们关于发达国家银行利差水平普遍低于国内银行的习惯性认知大相径庭。
（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差距不大
通过图2可知，相对国外同业而言，国内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在2015年平均水平也超过了25%，不少中小银行这一指标更高，并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
此外，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标银行平均非息收入占比与净利差关联起来分析，通过表1我们很难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英美银行业与欧洲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相当，与日本及中国台湾差距也不大，但是净利差分别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较高的非息收入占比并没有给日欧及中国台湾银行同业带来较高的利差水平。
（三）资产负债结构对利差水平的影响因人而异尚无定论
在表2中，我们看到日本及中国台湾银行负债结构中客户存款占比要两倍于欧洲地区同业，但三者净利差却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区间内。反观英美银行业，客户存款占比与日本及中国台湾同业相似，但净利差却是后者两倍以上。据此分析，银行负债业务资金来源对于银行业净利差水平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区分客户存款中零售或个人客户存款占比情况，但透过现有数据，我们仍可推断，不同国家和地区间，银行存款结构中资金来源与其利差水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在表3中我们看到，英美及中国台湾银行业客户贷款业务均占资产业务六成五以上，金融市场业务英美占优，超过中国台湾近5个百分点。但我们很难相信仅仅因为这5%的差距会导致双方利差近2.5倍的差距。在日欧银行同业数据中，我们有看到其金融市场业务占比要明显高出英美银行业6～10个百分点，但其净利差却只有英美同业的不到一半。前后两种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金融市场业务占比多寡是银行净利差水平高低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判断。
影响利差的背景因素分析
因此，在分析商业银行利差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需要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业整体利差较低，也不代表其经营水平就一定优于高利差国家同业。不同国家银行同业在业务结构、经营水平上的差异会对其利差水平产生影响，但这些微观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就利差而言，影响银行业利差的其他主要因素有：
（一）受所在国家和地区货币政策影响
日欧及中国台湾商业银行利差明显低于英美，特别是日本已经跌破1%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日本经济决策者出于刺激经济整体发展考虑，已先后步入负利率时代，政策干预成为导致利差收窄的决定性因素。以日本为例，负利率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种大胆尝试，其本质是应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府决策者认为，进一步降低利差有利于刺激借贷，激活经济。同时针对部分存款征收负利率，可以从供给端更好的刺激投资和消费。尽管日本只是对部分类型存款征收负利，但该政策的出台导致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也相应调低，进一步压缩了日本银行业的收入空间。一些地方性银行也不得不宣称将通过增加无抵押、无担保的高利差小额贷款比率来维持盈利水平。但是负利率政策实际使用效果目前看并不明显，受人口老龄化、需求不振影响，即便日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已经非常低，三十年房贷利率不到1%，但是贷款总量增长并不明显，就目前形势看，依日本自身所处发展环境，即便利差水平进一步收窄，对于经济增长也很难起到实际的提振作用。目前欧洲银行业利差水平较低实际上也是受到其自身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影响。
（二）受所在国家和地区金融密度影响
以中国台湾为例，随着1989年取消银行存贷款利率管制，1991年核准设立15家新银行。民营银行数量剧增，但同质化程度严重， 1989年银行平均利差大约在3.11%左右，2011年的名义利差仅为1.41%左右。利差收窄导致银行业为维持利润增长铤而走险，向更多不符合贷款标准客户放贷，最终导致整体资产恶化，行业性亏损，金融自由化非但没能助推台湾经济，反而成为潜在风险。2001年，台湾金管部门推动 “一次金改”允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2004年，“二次金改”旨在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提出在2005年前在台湾内部新成立3家金融机构，其市场占有率必须达到10%以上；公股金融机构数目减半，由12家缩减到6家；在2005年底以前，台湾14家金控公司数目要减半。一系列旨在减少过度竞争的政策出台，随着当地银行数量减少，有效缓解银行业竞争压力，各项经营指标也有明显改善。不同于其他行业，银行业的过度竞争是可以降低利差水平，但是对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确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所以保持银行业适当的利差水平，也是维持国家经济金融稳定的要素之一。
（三）统计口径和会计科目差异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
首先，各国对于非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三个科目所包含具体内容论述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中间业务收入是中国大陆叫法，英美一般称为非息收入，中国台湾银行业叫作利息外收入，而部分欧洲银行则直接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代表非息收入。因此这三者在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异会存在一定程度误导。
其次，监管和会计政策不同导致统计结果差异。在不同监管、会计制度下，国外非息收入范畴要明显比国内宽泛，例如，国外混业经营导致国外银行可以有大量的保险业务收入、投资咨询收入，中国台湾同业的资本可自由兑换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又使得外币兑换收入成为非息收入中的可观部分，同时，在台湾同业中持有至到期及可供交易金融资产收益也都计入非息收入范畴。此外，在不同监管政策下，国外银行收取的贷款安排费用、重组贷款费用等都可以非息收入形式体现。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国外非息收入的统计基数要高于国内同业。反观国内银行业，部分非息收入最终以利息收入形式体现，例如，禁止收取的贷款安排费最终体现在利息定价中。在客观上也导致净利息收入增加，从而推高了净利差水平。
（四）银行业较高利差水平是新兴经济体共有特征
从印度、印尼这两个人口大国存贷款利率水平看，与中国不相上下，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中国。此外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受内外经济问题困扰，存贷利率更是剧烈波动，动辄10%以上的存款利率，甚至百分之几十的贷款利率。上述新兴经济体的存贷款利率及利差水平均高于中国，且新兴经济体内银行业利差水平普遍要高于发达经济体。究其原因，与发达经济体垂垂老矣相比，新兴经济体对资金的渴求以及投资机会更多，对吸引外资的迫切需求等等，自然会推动存贷利率双双高涨，同时也只有维持相对较高利差，才能抵消不成熟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对中国存贷款利率双高现象要有一个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知。当然随着中国逐步向发达经济体过度，经济增速放缓，国家层面势必会尝试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利差收窄是一种趋势，但是这个趋势是依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形势所决定。
结论及建议
从实际数据分析结果看，中国银行业利差水平高于欧洲、日本及中国台湾，但是低于英美，这与一些主流但非专业判断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大陆银行业里利差还有一定收窄的空间，但距离日本、中国台湾同业的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成功的低利差政策也不一定就是中国大陆货币政策的必然选项。这种预测主要基于以下判断：
首先，与日本、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基础、经济发展内部回旋空间都更大，中国目前面临的是如何在过热与不足间走好钢丝，而不是日本所面临的单纯不足问题。短期内中国大陆没有继续压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经济的迫切需求。
其次，中国在一段时期内还将作为一个外资吸收国，过低的存款利率也会对持续、稳定吸引外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过低的利差水平导致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一是没有人愿意再从事信贷业务，二是银行业为了获取利润不断地铤而走险。从中国台湾、欧洲、日本的案例看，低利差也没有起到刺激经济、提高银行业经营效率的预期效果，有时还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再次，利差高低只是金融管理当局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真正决定经济发展的是国家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人口、行政管理效率以及基于上述因素的市场预期，没有上述支撑，企图通过数字调节来规避难点、痛点问题，至多只是延缓了问题发生，并没有去真正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非息收入）都是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没必要强迫经营者说一定要怎么挣钱才是一种健康的经营方式。从消费者角度看，理性的消费者只会考虑消费行为造成的总成本，不会因为总费用一样前提下收费名目不同而获得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贷款利息的一点点下降随之而来的收取账户管理费，无非是从不同口袋中掏钱而已。作为国内银行业来说，没必要去过度迎合媒体或宣传需要去刻意提高某项收入占比，并借此来彰显自身的管理能力。中国银行业绝不是躺着赚钱，也无法躺着赚钱，不断因势而变、创新转型才是基业长青之道。
（王礼为长沙银行董事会战略办主任，曹飞为长沙银行董事会战略办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