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欧洲经济面临复苏的可持续性、逆一体化倾向挑战欧盟稳定性并加剧国家间政策协调难度两大风险；中长期，欧洲经济将重新回到应对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包括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与公共债务高企并存、欧盟与欧元区内部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等挑战的努力上来。为此，国内企业在欧洲寻找投资机会时，应对欧洲整体宏观经济、各国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行业发展趋势、地缘政治、“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地政策结合的可行性等做综合的权衡与考量，做到“顺势而为、借势而为”。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欧洲经济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余波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后，正逐步走出长期低迷的阴霾。尽管如此，当前欧洲经济整体复苏的根基尚不稳固，长期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亦有待观察，各国发展水平差异和复苏步调的不一致对欧盟政策协调机制的挑战依然存在，增长、就业、对欧盟关系和难民危机等议题是各国大选期间不同政治派别争论和竞争的焦点。
短期内，欧洲经济面临复苏的可持续性、逆一体化倾向挑战欧盟稳定性并加剧国家间政策协调难度两大风险；中长期，欧洲经济将重新回到应对长久以来所面临的包括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与公共债务高企并存、欧盟与欧元区内部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等挑战的努力上来。
欧洲经济加快复苏
近50年间，欧元区和欧盟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8%和 2.7%，2009 年欧债危机爆发至今，分别降至 0.9%和 1.2%，不仅远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同期全球年均 2.5%的增长率。
然而，伴随着近两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温和复苏与欧洲内部需求的强劲增长，欧洲经济正逐步走出危机的阴霾。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 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8国经季节调整的实际产出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1%和2.2%，不仅高于第一季度的1.9%和2.1%，同时也创下了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受欧元区整体增速低于世界平均增速的影响，欧元区的出口增速一直高于进口增速；然而，近两年来欧元区整体的进口增速均值（5.44%）已反超出口增速均值（5.13%）。2017年6月，欧元区货物出口1872亿欧元，同比增长3.9%，进口1607亿欧元，同比增长6.2%，贸易盈余约266亿欧元，略低于2016年同期的289亿欧元；与此同时，欧元区内部贸易增至1575亿欧元，同比增长3.5%。欧元区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盈余的下降与欧元区内部贸易的显著增长，均表明欧洲经济整体的复苏进程已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由于欧洲整体对外依存度相对偏高，外需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整体上仍然高于内需。2010 年以来，欧元区和欧盟以贸易额占 GDP 比重所衡量的对外依存度双双接近 85%，远高于世界 60%的平均水平。近两年来，欧元区的出口对总产出的拉动率平均保持在 2%左右，远高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0.93%）、投资（0.65%）和政府支出（0.28%）对总产出的拉动率。
从行业来看，危机后，欧元区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批零贸易、运输、住宿餐饮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对总产出的同比拉动率下降幅度超过 20 个百分点；信息和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共服务业等四大行业对总产出的拉动率平均下降均接近甚至超过 10 个百分点。近期，欧盟经济景气指数、欧元区19国经济景气指数和ZEW经济景气指数均持续好转，相关指标已接近甚至超过危机前平均水平，表明欧洲经济整体已基本走出危机阴霾，朝着稳步复苏的方向迈进，这也成为欧央行近半年来考虑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重要依据。
当前欧洲经济的复苏有助于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税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债务高企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但最根本的，还是各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以及对“高税收、高福利”制度的改革，而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国内财政预算、收支建立起强有力的约束，也有赖于改变欧元区长期忽视国家发展差异、缺乏有效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现状的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与机制完善。
短期内，欧洲经济面临复苏进程的可持续性与欧洲逆一体化倾向导致的政策协调难度加剧两大问题。复苏的可持续性，既取决于内部需求增长动力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即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进程。中长期，欧洲经济将重新回到应对长久以来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财政赤字恶化、部分高负债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等挑战的轨道上来。此外，欧盟与欧元区内部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是欧洲经济长期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前，欧央行官员已多次在不同场合暗示将紧随美联储步伐，逐步考虑退出量化宽松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内部需求的进一步上扬极有可能推高欧洲整体的通胀率水平，继而触发欧央行和非欧元区国家内部货币政策转向的提前到来。欧央行退出量化宽松乃至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条件，无疑将使欧洲整体的复苏进程面临减缓甚至重新停滞的风险。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的复苏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时点和幅度，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复苏。如果 2017 年下半年美国通胀水平进一步上扬而就业市场表现尚可或持续好转，那么美联储加息、缩表抑或二者的政策组合将可能如期而至，这无疑将对持续复苏的世界经济进程造成一定程度的抑制，继而对外向型的欧洲经济未来增长造成掣肘。此外，中国年初以来对国内房地产领域实施的严厉调控、金融领域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政策取向，也使得中国下半年出现高于既定增长目标的可能性大幅下降。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最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国内金融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也将显著影响欧盟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
脱欧谈判前景展望
2017 年，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核心国家先后举行领导人选举，将直接影响本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以及与欧盟、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后者又将在长期间接影响到各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走势，其影响甚至可能超越前者。
显然，各国对本国部分产业的支持与保护政策，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在欧洲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前景造成冲击。长久以来，学界和政策层面有关欧元区无视国别差异的统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长期缺位、各成员国内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等导致的不利影响之质疑与批评，始终不绝于耳。特别是，今年英国启动的实质性脱欧以及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大选前后脱欧思潮的风起云涌，更是对欧盟长期的稳定性和未来前途构成了不小的挑战。短期内，有关脱欧和反脱欧的争议还将持续，这些民意的摇摆、争议与噪音无法改变欧盟和欧元区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事实与基础；相反，英国脱欧后需要重启与欧盟经贸领域预期将旷日持久的一系列谈判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和不利影响，可能是当下更需要关心的。
2017 年 3 月 29 日，英国正式向欧盟理事会递交脱欧通知，《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被触发，这意味着英国必须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脱离欧盟。按照英方设想，脱欧谈判协议达成后还有一段三年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按规定英国最晚须在 2022 年彻底离开欧盟。6 月 19 日，脱欧谈判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正式开始。
据悉，脱欧谈判将按照“立足当下、再谈未来”的原则，围绕三个主要议题分两步展开：第一步聚焦于英国向欧盟支付的费用问题以及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安排；第二步着重解决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问题，包括双方居民在对方领土内的权利等，而双方未来的贸易、投资关系是重中之重。一方面，作为英国脱欧对欧盟稳定性造成的破坏之惩罚，英国需要向欧盟支付的“分手费”预计将价格不菲，未来欧盟是否会有让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让步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其他欧盟成员国既不愿意看到英国从脱欧过程中因祸得福、在谈判中获得更多利益，也希望借此机会从与英国和欧洲理事会的谈判中获得更多发言权和更大利益。
鉴于相关各方的利益博弈以及谈判达成的协定还须包括英国和现有欧盟各成员国议会的批准，“限期两年”的脱欧谈判必将艰苦卓绝、旷日持久，如果协定无法得到国内议会的批准，谈判本身能否如期完成也足以令人担忧。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除非英国政府与欧洲理事会未来达成共识，否则两年的谈判期限将无法被延期。贸易协定作为脱欧谈判的重中之重，如果两年期限内脱欧谈判尚未结束而英国又暂未签署新的相关协定，那么英国将违反 WTO 相关条款，届时事态将进一步复杂和恶化。
显然，英国脱欧短期内无法撼动欧盟和欧元区历经几代人数十年努力所铸就的稳定根基，脱欧亦无法“一了百了”地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当前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部分国家内部有关脱欧和反脱欧的争论料将持续。只有欧盟与欧元区内部对关键制度缺陷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各国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才是解决当前困难真正切实有效、可行且具有建设性的出路。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特雷莎·梅将主要面临包括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脱欧谈判过程的“左右为难”、削减公共开支可能遭遇的阻力甚至抵抗、建立应对恐怖袭击的长效机制等多项重大挑战。尽管英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对与中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考虑到欧盟与英国当前和未来在彼此贸易、投资中所占的权重和重要性，预计未来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率先单方面与中国达成条件更为优惠的贸易或投资协定。
欧洲投资新机遇
尽管饱受欧债危机、难民问题、恐怖袭击、英国脱欧等多重冲击和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依然是当前全球和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之一。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整体庞大的经济规模、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陈旧但依然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集群配套和成熟的商业环境与氛围。根据美国荣鼎咨询和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6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达 351 亿欧元，同比增长 76%，约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2%。
欧洲经社委员会（EESC）发布的《欧洲投资计划》称，欧洲未来的增长与就业，既离不开对欧洲充满信心的投资者，更离不开欧洲整体投资、经商环境的改善，其中就包括投资成本的降低和更好的投资监管与服务，以及吸引欧洲内外私人投资的市场战略。欧洲经社委员会也指出，FDI 的双向开放无疑将使欧盟受益，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敏感行业、敏感公司的外资收购行为之监管、审查与评估。
不仅如此，欧洲投资银行在《2016 行动计划：为包容性发展而努力》中指出，欧洲 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仅有 55%的公共投资资金来自本国或当地政府，其余大量的资金缺口则来自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盟以及其他社会私人资本；将这些项目的资金需求与其他社会私人资本相结合，是欧洲投资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与使命。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预计，未来可能需要寻求大量私人部门和私人投资者的支持，才能完成总计约 315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由欧洲投资银行领投或担保的项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目标，即绝大多数旨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鼓励创新、绿色环保、改善民生、增强社会包容性而设立。2016 年，欧洲投资银行根据“欧洲投资计划（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特别调整了其贷款计划，以弥补城市地区投资项目的资金缺口。
早在 2011 年，欧洲经社委员会就曾指出，欧洲应该以重新修订与完善投资保护协定为契机，鼓励那些有助于为欧洲提供高质量和体面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促进技术转让的私人长期投资。近年来，欧洲整体的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16年，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营商指数均值为28，略好于日本，但与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尚存较大的差距。其中，丹麦、挪威、英国、瑞典和芬兰的营商环境与美国大致相当，总体处于欧洲国家的前列；法国、荷兰、捷克和葡萄牙的营商环境接近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希腊、卢森堡、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的营商环境则低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
综上，国内企业在欧洲寻找投资机会时，应始终把握一条主线，即投资机会最好是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与未来走势、当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地缘政治因素（对欧盟关系、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所持态度）、“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地政策的结合这五大方面因素的综合权衡与考量，真正做到“顺势而为、借势而为”。
总体上，欧洲各国对能够创造就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缓解财政压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投资机会，都是持开放和欢迎态度的。为此，投资企业特别需要抓住经济低迷、公共债务高企、难民危机等多重考验下政府所关注的就业创造问题，结合欧洲大多数国家人口相对稀少、老龄化等突出的现实与社会问题，建议关注市场需求巨大、公共财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医疗健康与养老、新能源、生态环保、高科技等。在此过程中，欧洲各国在部分敏感行业、重点保护产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劳工保护、环境规制、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纷繁复杂的限制与规定,是企业投资所必须认真和审慎考虑的，而部分国家因难民流入、恐怖袭击等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因素,也是投资决策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风险。
（闫斐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泛海研究院海外市场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员。本文编辑/陈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