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本文指出了在全球经济各扫门前雪的背景下，中国的应对之道。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不仅受益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而且还获益于全球化红利。作为两大传统增长引擎，出口和投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国际分工网络、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甚至多年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先进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引进、技术上的学习和进步等，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迹象：全球化似乎正在掉头、转向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规则、秩序的重构和洗牌。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原因甚至也可能比较索然无味，比如：在寒冬的一场暴雪之后，大家各扫门前雪，一不小心就把雪堆到了路口，甚至还堆到了邻居门前。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呢？
国际贸易体系转向碎片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遇到了困难，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等高标准，希望通过改变贸易规则、提升出口竞争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久久僵持不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积累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此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大规模的逆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决意提升本国竞争力、扭转赤字局面、改变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处境。为此，发达国家开始重塑国际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美国即正式宣布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且在TPP谈判的目标中，美国国会文件非常明确地表示：TPP是美国制定新贸易规则的范本，反映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并希望TPP能够成为美国改善贸易失衡的重要规则与手段。美国的加入，使得TPP的影响力大增，推动了TPP谈判的进度。2015年10月5日，TPP协定已经达成。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也展开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这项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被欧盟视为欧洲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与此同时，涉及5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也覆盖了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的75%。
TPP、TTIP、TISA等新型贸易规则，一度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日悉数囊括其中，成为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的最重要体现。不过，伴随着2016年尾美国总统大选的戏剧性结果，上述碎片化趋势经历了一系列自我否定、最终在碎片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2017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第4天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告美国从TPP协定中退出。同时，特朗普政府发出信号，美国将从多边框架下的贸易协定转向双边贸易的谈判。就在几乎同一时期，TTIP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美国的退出，使得TTIP和TPP这些碎片进一步碎片化。TPP成员国各寻出路，有的继续推动剩下11个成员国努力善终，有的考虑将重点转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甚至有的成员国考虑拉中国加入等等。
不论是TPP还是TTIP，美国退出导致这些多边贸易谈判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由于上述贸易标准都具有高规格特征，即使美国退出，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也难以加入其中。即便能够加入，也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也就是说，这些碎片碎了就碎了，中短期内难以看到对其他成员国的扩容和整合。
与此同时，RCEP、日本－欧洲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更多的超大自贸区也正在酝酿当中。除了传统贸易形式之外，跨境电商的贸易规则也处于探索当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论坛上，阿里巴巴提出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为全球跨境电商的贸易规则提出了一个蓝图，受到了关注。但是，作为新的商业模式，跨境电商对传统国际贸易带来了利益的再分配和行业格局全球范围再洗牌。相应地，其多边或全球规则的建立虽然有助于推动国际贸易体系的全球化，但这也必将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最终完成尚需时日。
国际生产网络正面临重新洗牌
从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本身来看，该体系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全球层面的整体协调，甚至更加是一地鸡毛。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每个星期还在新增加3个双边协议，而这些协议都缺乏统一的全球规则。
同时，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也在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着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第一，一些超大自贸区协定实际上也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第二，贸易壁垒的相对变化，也将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虽然TPP的楼已经歪了，但是不妨以其为例，来看看其对国际直接投资、从而对国际生产网络产生影响的两个潜在机制。
乔治敦大学的Theodore Moran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Lindsay Oldenski 201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TPP协定将在两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一，TPP本身的一些重要议题，就服务于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障碍。例如，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增强管控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都将有利于增加TPP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尤其对于美国而言，在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帮助美国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其二，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消除有利于TPP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汽车公司要在东亚增加产能投资，这时候它将可能考虑越南，而不是中国。不仅对美国企业是这样，对TPP之外国家的企业，比如欧洲国家、甚至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2014年，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对跨国企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TPP的实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而另外，还有22％的企业家则表示，TPP这个远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将在中长期对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重构现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果考虑到TPP的连锁反应，则这方面效果将进一步得到放大。总之，投资是新增的产能，如果新增的国际产能布局在全球发生了变化，那么国际贸易流也会发生变化。
随着美国的退出，TPP协定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也将大幅减少，但是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的趋势并没有缓解，甚至更趋碎片化。在此背景下，更为碎片化的国际贸易机制不但将通过前述两个机制来对国际生产网络产生冲击，而且还将额外地给国际直接投资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此外，以德国西门子为领衔的工业4.0，以美国通用为主导的工业互联网，正在分别构建欧洲为中心、美国为中心的两大工业生产体系。而在2016年3月，上述两方宣布正式合作，并积极启动了对接。在欧美积极重构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2015年6月，日本政府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其自身定位也正在从“致力于推动日本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悄然转向成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机构。
国际金融体系也在走向碎片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事前监测、事后救援是其两大功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曾经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国际社会则质疑：作为专业能力最强、拥有政策和市场信息最为全面的IMF为什么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个中原因当然复杂甚至微妙，但是无疑，IMF的监测功能确实出了问题。
此外，IMF事后救援的功能也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欧洲的经济体都纷纷落水，救援所需的资金都是天文数字；另一方面IMF调动资源的能力受到限制，急需增资扩盘。但是就像是一家股份公司，美国作为最大的股东，受困于国内财政状况和国会政治的掣肘，难以在增资过程中慷慨解囊，因此增资就有可能稀释其股份和话语权（事实上增资过程中欧洲国家做出的让步更多）；而如果无法获得增资，IMF就难以在危机救援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IMF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就会被削弱。
事实上，2010年提出的IMF增资改革方案，虽然在其他国家均获批准，但是唯独在美国国会遭遇多年阻滞。甚至此后多年中，G20会议频频发布公报，公开敦促美国尽快通过IMF增资改革方案。直至2015年末，美国国会才以一系列附加条件为前提，悻悻地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尽管如此，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
在此背景下，2011年11月欧债危机肆虐之际，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这6大央行达成了为期2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2013年11月，该项协议更是被升级成为长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协议。通过这项货币互换协议，其他5个经济体可以随时获得所需的美元流动性，对本国外汇市场进行稳定性干预、应对短期外汇市场压力。这在后来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QE），以及再后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的过程中，实际上为其他5个经济体提供了金融安全的一种保证和支持。
这种货币互换协议，是一种局部性的金融安全网，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IMF的救援职能，而且甚至可能确实更为有效。但是，绝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同样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
弱者之间互相抱团取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使国际金融机制产生了更多的碎片。比如，各个新兴经济体近十多年来都在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渠道，拼命积累外汇储备、为本国的外部金融安全提供“自我保险”机制；再如，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3平台上的“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资产池；又如，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类似的应急资金储备池，等等。
在后面这些碎片的背后，既有对IMF无法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无奈和感慨，也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边缘化或外围国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
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将推动再全球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世界经济正处于全球一体化的热潮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的同时，世界也在拥抱中国。而目前，外部环境面临更多的去全球化、碎片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打开大门的同时，会发现全球经济正在各扫门前雪，有的邻居还关上了窗户，甚至还有的人在考虑关门。这时候，简单重复19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政策，未必有相同收效。
中国是过往30多年全球化红利的得益者，也应当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避免进一步的碎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但要继续推动自身开放，而且还要主动走出去、去敲敲窗户、敲敲门。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的影响力，来推动多边一体化的机制。近些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此外，通过市场的力量，中国还可能从需求、供给两个方面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并在其中获得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利益。首先，从需求端来看，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将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等等，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激发国内的消费需求，促进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中国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的升级和释放，将为全球经济提供最大的最终品销售市场，在国际贸易规则充斥着去全球化噪声的背景下，这是维系全球化尤其宝贵的动力之一。
其次，从供给端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也将从供给面改善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达到1456.7亿美元，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1701.4亿美元。200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448亿美元，而在2015年，这个存量已经达到9382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稳中趋缓的迹象。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国企业的身影料将更为活跃。
在不远的未来，如果我们尚能够看到世界经济重拾全球化的趋势，那么其中一种可能性将来自中国：中国的国内经济改革，将在需求端为其他经济体提供新的大市场；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蓝图，将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改善其他经济体的潜在增速水平。
因此，中国将有望在世界经济的再全球化中扮演关键的历史性角色。而这一角色的实现，也将使得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塑造进一步深度契合，为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内、外经济政策提供统一的战略框架。
（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杨盼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