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紧密相关。本文分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全球化发展规律和本轮全球化进程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格局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扮演贡献角色的大国，将推动全球化走向新型发展之路。
逆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格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显著地冲击了全球贸易增长趋势、全球贸易政治取向和全球贸易治理方向，但全球化也总是在波浪起伏中不断向前发展，阶段性的波折不会改变历史进程，未来全球化还会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贸易格局
全球贸易增长态势长期低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八年多时间，但全球贸易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疲弱态势，为二战以来少见。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在10多年内一直以两倍于全球GDP的增速扩张，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金融危机之后，在各方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全球贸易有了暂时性的反弹，但随着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近年来全球贸易出现了数十年不遇的持续性低迷。从贸易名义金额来看，全球贸易额增速已经连续五年低于GDP增速，为二战以来少见。其中，2015年、2016年全球贸易额分别陷入-13.2%、-3.2%的负增长，与1980年以来高达6.8%的平均增长水平形成鲜明对比。从剔除价格因素的贸易量来看，全球贸易在2012年到2014年间勉强赶上GDP增速，2015年、2016年则比GDP增速分别低0.3、1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仅为1.3%，比1980年以来的贸易量平均增长水平低3.4个百分点。即便2017年上半年全球贸易有所好转，但这究竟是周期性的反弹还是趋势性的繁荣，各方观点仍然缺乏共识、缺乏信心。
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
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愈演愈烈，全球贸易面临的政治气氛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曾是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重要倡导者，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政府执政中都体现出严重的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倾向，不少国家也同样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新增加实施145项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12起，同比大幅提升。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国。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同比分别上升36.8%、76%。特朗普抛弃了美国长期倡导的自由化政策方针，反复宣称要采取措施改变美国贸易赤字，并在2017年8月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华发起影响巨大的301调查，触发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急剧上升。甚至连德国这样秉持自由化理念的贸易顺差国，也于2017年7月通过了收紧外商投资审查的新规，投资自由化的开放大门也面临转向的风险。
全球贸易治理的不确定性上升
全球贸易治理缺乏领导力，多边、区域等各层面接连遇挫，未来发展方向充满不确定性。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了GATT/WTO多边贸易平台，中国加入WTO则进一步巩固了以多边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但2008年多哈回合部长级会议失败后，美国意识到已经无法在多边平台主导全球贸易治理，奥巴马政府基本放弃了WTO，转而向TPP、TTIP以及中美BIT等投入大量精力，试图在区域和双边平台中各个击破。尤其是2015年TPP突破性地完成谈判，一度被视为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风向标。但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出了美国主导完成的TPP，将与欧盟的TTIP谈判和与中国的BIT谈判束之高阁，要求重新谈判已经实施23年的北美自贸协定，区域和双边平台也遭遇到重大挫折。由此，各方对未来全球贸易治理应该如何推进的分歧进一步加剧，贸易规则标准提升的方向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历史经验中的全球化发展与逆潮
逆全球化并非历史上的新事物。回首19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起起伏伏的波浪式运动是其发展的历史特征。
19世纪以来全球化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发展历程值得镜鉴
本轮全球化发迹起于20世纪中后期，而19世纪第一轮全球化的成就与今天相比不遑多让，兴衰起伏的运动规律、历史经验对判断当今局势有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之前的贸易以香料、烟草等特殊商品为主，运输成本较高决定了早期贸易具有“量少价贵”的特点。19世纪初，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传播到大西洋其他国家，尤其是轮船和铁路等技术发展大大降低了跨国贸易成本，连接了美国国内生产者、沿海港口和遥远的欧洲需求市场，使得大规模货物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大西洋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第一轮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带动了货物贸易高速增长、全球商品市场价格趋同和资本跨境流动。1870年到1913年间，西欧地区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24%，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870年的8.8%上升至1913年的14.1%，英国这一比重在1913年则高达17.5%，这甚至高于英国1973年时的水平。
从世界贸易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第一轮全球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峰，比19世纪中期翻了一倍。随后该指标长期回落，二战结束后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回升到上一轮全球化的峰值水平。20世纪8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带来了第二轮全球化，全球贸易格局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升级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拉长的贸易分工链条带来了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到21世纪初，全球贸易占GDP比重比20世纪70年代几乎又翻了一倍，达到了第二轮全球化的高峰水平。
全球化的兴衰历史启示我们，全球化有高潮阶段也会有低谷、逆潮阶段
特朗普主张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立场，他所代表的这些保护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期也出现过。19世纪末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显现，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诱发了逆全球化和反移民政治倾向。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排外法案即为这一时期产物，也就是臭名昭著的1882年《排华法案》。为了避免全球化对本国发展的冲击，1870年前后，逆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推动美国关税从20%提高到40%左右，关税收入一度占到了财政收入的40%左右。美国的做法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示范效应。1879年，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利益，德国俾斯麦政府在欧洲率先提高关税，此后俄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也纷纷效仿，第一轮全球化自此受到关税壁垒全面回升的逆潮影响，紧接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全球贸易发生断崖式萎缩。与今天相似，当年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同样遇到很多问题，只承诺、不行动成为各国参与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当时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联盟组织意识到“尽管国际会议明确地表明要实行自由贸易，大部分国家也反复声明要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贸易’环境，但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像当时一样面临如此之多的贸易壁垒”。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代价可能会超过全球化的收益，政治阻力完全可以让全球化陷入低谷、遭遇逆潮。
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问题与不足
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并没有合理均衡分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增长也因此经历了长期繁荣，但全球化红利在各国的分配却并不尽合理，很多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遇到了融入难、发展难的问题。一是过去的全球化由海上贸易而生，总体上海洋国家占据全球贸易主导地位，大陆国家和地区缺乏融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互联互通途径，如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过去的全球贸易角色固化，部分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没有机会开启工业化进程，如中东、拉美等地区。三是过去的全球化利用新自由主义理念干涉别国发展政策，标准过高、节奏过快的自由化反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危机甚至陷入停滞，如经历1998年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地区。
跨国资本流动过度自由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剧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本流动是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推力，但在各国政策难以充分协调的大背景下，跨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背离愈发突出。在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取巨额收益，但为了避税使得大量对外投资收入长期滞留海外，少量海外收入汇回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导致国家经常账户严重失衡。2014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920亿美元，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高达15,034亿美元，即便扣除掉别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也超过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产业和技术，但也让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全球贸易格局的低端锁定陷阱，从东南亚到中国的众多国家都遇到了这一挑战。
缺乏足够包容性的政策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迁
全球化提高了要素配置和产业增长的效率，但全球贸易格局变迁难免给各国造成冲击，没有包容性的政策“兜底”往往引发种种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的不断外移使其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严重。集中体现美国工业逐渐衰败的“铁锈地区”如今已经成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票仓。国家产业体系的空心化进一步促进大量资金脱实入虚，虚拟经济比重不断增加，金融泡沫在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使得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底层劳动群体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诉求更加强烈，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各国竞相抬头。
新型全球化之路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全球化也应转型发展。过去，中国是全球贸易格局的融入者、接受者。如今，美国无法充分顾及国内外各方利益，其他发展中大国又难以有效发力，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格局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扮演贡献角色的大国，有条件、有能力推动全球化走向新型发展之路。
首先，积极支持新型全球化是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重要途径。
回望历史，20世纪初时大英帝国已经在财政、生产、贸易、军事等多个领域显出颓势，逐渐无意推动全球化。而新崛起的美国并没有做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思想准备，导致大萧条来临之际没有组织有力的国际合作，反而助推了贸易战、汇率战的爆发。约瑟夫·奈把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责任真空”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如今，二战后的全球化秩序稳定性下降，这需要中国更加积极地在开放发展中积极支持新型全球化。2017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演讲发出了支持和引导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声音，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时代担当和使命感。
其次，各国也有意愿推进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治理向前发展。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化逆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仍然有意愿支持全球化，中国也具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经验和能力。在欧洲，尽管欧美的TTIP谈判被特朗普搁置，但欧盟仍然坚持其他方式支持全球化，目前与日本、韩国、加拿大、越南等均已完成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与东盟、南方共同体的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分别推进，这些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亚洲，尽管TPP已经不再有美国的支持和推动，但其他成员国没有放弃推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前发展的努力，或者诉诸于RCEP等其他谈判，或者寄希望于中国加入并改造TPP。而中国也有经验有能力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时的一呼百应也反映了各方对我国发挥领导力的期待。
再次，从全球化受益者向贡献者角色转变是中国维护发展利益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抓住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在战略机遇，深度融入相互依赖的全球贸易格局，利用全球化这一外部环境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如今，中国在世界中的体量和影响力已经举足轻重，以至于任何机遇都取决于自身内在的战略选择，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等待外部机遇。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样的体量规模使得我国对世界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面对全球化逆潮加剧，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动中求机，从全球化的受益者转变为贡献者。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但是会呈现出新的态势。未来延续美式全球化道路难以行进，实施保护主义又不可行，唯有走新型全球化之路，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
一是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更多的国家在新型全球化中实现融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正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开拓新型全球化之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上一轮美式全球化进程中融入难、发展难，面临基础设施、工业产能、贸易投资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和建设能力，拥有相对充裕的资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中国支持“一带一路”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沿线高铁建设和陆上贸易，探索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新方式，有利于让沿线各国共享全球化的收益。
二是提升全球贸易投资包容度，让新型全球化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服务。代表着美国跨国资本利益的传统全球化已经难以持续，未来的新型全球化道路要提升贸易投资包容度，让全球化为更多国家的发展服务，代表最广大国家的发展利益。2016年，我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过程中推动各方通过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未来国际经贸规则要打造普惠共赢的全球贸易格局，充分照顾更多国家、更多产业、更多群体的实际情况，讲求效率、注重公平，既不受封闭的既得利益群体所左右，也不构筑排他性经济贸易圈子进行歧视，更不能让广大劳动群体陷入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平劣势地位之中。
三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道路，让国内和国际开放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美国在倡导全球化的历史中，对外采取了经济和政治、社会问题挂钩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却忽视了国内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的矛盾。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在支持新型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当吸取这一教训。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具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走好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不仅有利于自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担当时代责任、塑造国际社会榜样角色的重要途径。一个能推动13亿人口大国稳定发展的政府，其开放发展理念必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倡导新型全球化的贡献，根本基础正是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表现。
（宗良为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贾晓楠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