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浪潮实际上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结构调整的需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潮涨潮落是自然规律;第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第四,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又来到了一个革命的前夜。
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显著地影响了收入分配。简而言之,至少相对而言,有国家获益,有国家受损;一国之内,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因而,继续推动全球化,有国家支持,有国家反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这样的情形下,全球化出现结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在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受益巨大,大部分民意支持进一步全球化。但即使中国全力推动,战略也必须改变。这个战略就是三个“愿意”:和愿意全球化的国家一起,团结这些国家的愿意全球化的人民,推动大家“愿意”的进一步开放政策。
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框架下,一项改革,几乎需要全球所有国家都同意才能通过,这个框架现在举步维艰。这不仅仅因为全球化的动力发生改变,多边框架本身也限制了全球化的发展。三个“愿意”的战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战略。典型的例子就是“亚投行”模式:中国主导,以亚洲市场为主要市场,全球所有愿意参加的国家都可以成为成员国。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可以从亚洲做起,比如说,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于亚投行的“亚洲共同体”,由中国主导,以亚洲市场为主要市场,全球愿意进一步全球化的国家都可以参加。从货物贸易零关税开始,进一步到服务贸易零关税,双边、区域内投资保护、国民待遇。
当前,方兴未艾的是电子(互联网)跨境贸易,电子贸易的零关税接近与现实,也为大部分国家所赞同。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可以从“亚洲共同体”、电子贸易零关税开始。一般估计,电子贸易几年之后会超过全部贸易的一半,全球化结构性的调整或许会迎来新的全球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