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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特朗普新保护主义与全球化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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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目前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原因,认为全球化的好处被高估,它所带来的不平等的问题却被低估。而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其做法或将在全球层面引起新的不确定性。

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与脱贫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二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金融组织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使全球经济增长在20世纪上半叶进入快车道。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近25亿人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8亿人脱离贫困。因此全球化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不可否认,此刻这样的秩序正在遭受挑战。尤其是一份遭外泄的报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无视任何他认为有意冒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虽然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目前还并不能确定美国总统有多大自由裁量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些领域,特朗普确实有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自主权,比如像制定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相关保障措施方面。这些措施一旦实施,确实会违反WTO相关规定,最终会导致一场贸易战。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也将会受到拖累和影响。

全球化再思考

为何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过去,我们认为全球化能够创造就业,使得所有人受益。但是美国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而进口是劳动密集型,因此实际上贸易协定导致美国一些领域中的失业比就业增加更为明显。很多人不理解,就业其实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责任,而贸易则是用来提升生活水平。不幸的是,2000年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并未像人们预期中表现得那么好,一些地区失业率高升。研究表明,美国有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受到影响,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这些竞争领域中失业率不断升高。由此影响到一些相关领域小企业的增加与就业,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疲软。

不可否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包括全球化,但是更多的原因在于美国对此并未采取更多的行动。因此反全球化者的论据是:美国之前所承诺的就业创造和实际就业数据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比较而言,中国在这段时期内人均GDP增加了8倍之多,而90%的美国底层民众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其实,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财富金字塔顶端10%的人是有效的,而对其余大部分民众而言是失效的,因此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全职男性工资收入的中位数比之前更低,这种不安全、收入不平等的压力开始体现在人均寿命上,2015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均寿命下降的现象。

这个过程中存在的悖论是:全球化本应该改善每个人的福祉,而这一观点并未有坚实的理论支持。其实我们在高估了全球化的好处的同时,低估了全球化带来的成本。比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被提出之时被看成最重要的贸易协定,因为它涵盖了44%的全球贸易,但是美国政府研究展望称其对美国GDP的拉动在未来15年只有0.15%,对就业的影响或许是零甚至是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反思全球化并未带来充分就业,甚至还带来一些负面后果的事实:比如:一是,贸易的开放若管理不好会增加风险;二是,它忽略了竞争的不完美性。贸易开放带来的市场竞争促使了垄断的产生,因此我们看到非洲地区阻止沃尔玛进入的事件发生;三是,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有一种说法是“婴儿经济体”,即一些经济体处于婴儿阶段,需要得到保护。因此,我们一方面高估了国际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忽略了经济贸易开放对于一些特定的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富人会百分之百受益,而低技能的工人则会利益受损。虽然有人认为全球化总体会让经济更好,且赢家会补偿输家,但是并非如此。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过去一段时期并未真正补偿这些输家,即没有给低技能的失业者提供补助来避免他们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基于竞争性均衡模型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例如两国之间进行贸易,会促使同样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较高的一国的工资水平极大地下降,这个事实已经真实发生。就中美之间贸易而言,贸易全球化会使得美国和中国工人工资均等化。虽然我们不能忽视贸易过程中讨价还价的力量,但全球化的后果确实削弱了工人的谈判权利(议价权利),更为糟糕的是,要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进行竞争,很多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有时也会经历一些挑战,比如被迫削减预算等。其实,针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政府本应做得更多,但是削减预算减少了其作为。比如巴拿马、开曼群岛等一些“避税天堂”,对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大家对全球化不满意的原因所在。

特朗普执政与新保护主义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推出了新保护主义,但新保护主义并非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它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因为全球的供应链已经建立并且高效运转,如果人为打破这种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产生极大的代价。最令人担忧的则是特朗普推行的新保护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打破了法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法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违背法制将会在全球层面引起新的不确定性。而新保护主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法制的基本原则,也肯定是行不通的。美国制造业的全球就业比例在下降,且国内储蓄和投资方面也出现了失衡。特朗普政策扩大政府预算,将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贸易赤字,这样一来,或将使得制造业工作受损,低技能工人受损。新保护主义会降低生活标准,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遭受痛苦的人群来讲更是如此。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新保护主义?全球化的贸易协定确实存在问题,因为这些协定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来撰写的,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起草的,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并不公平,且对于美国普通民众也不公平。且它实际上是为了公司利益,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任何经济体系都是很重要的,而贸易协定的条款更多不是为了促进创新,而是为了保护大公司的利益,这对新起步的公司创建自己知识产权却略显不利。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全球贸易协定,思考如何使得其更加公平,使得所有人都受益。

目光重回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彼时薪酬和生产力同步增长,但是7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生产力在不断增加,但薪酬增长却开始停滞。实际上这就是很多人对于全球化的不满所在。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来化解,但这种保护机制绝非保护主义。市场的手不是万能的,对很多市场风险无法提供完全的保护,因此美国需要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来应对这种局面呢?即便美国违反了根据WTO贸易协定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依然是在遵守这些国际规则。中国采用的方法是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与相关法制保持一致。但同时还应更多地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一些领域之中的合作。此外,美国将贸易看作一种双边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经济贸易状态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经济体都应该认识到,贸易是一种正向的、多边的游戏,而非双边的零和游戏。若特朗普和美国政府退出全球化,就会腾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新的合作空间,比如拉美、墨西哥等。合作的领域可以既包括支持现有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体制,又创造出新的国际体制,从而能够来填补美国退出之后的真空。

目前的好消息在于,美国在二战之后,在包括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其他一些国际规则方面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国际合作体制本身已比较强大。美国若继续参与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美国不参与,中国必须要以多边的形式参与进去。同时,中国要利用起这样的机会来进一步实施自己的“发展议程”。目前,中国已从出口导向型向国内需求导向型转型,特朗普的政策或许会提供一种机会,帮助中国进一步加速这样的转型。因此,中国应该制定一个长远的策略,进一步促进以现有各种贸易规则为基础的、更加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建设。毕竟目前中国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而是以全球化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系,因此中国需要谨慎,不要去破坏现有规则。

总体而言,世界各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紧要关头,全球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在进入21世纪后与以往大有不同,尤其是与二战之后所建立的体系相比。特朗普的行动仅仅是加速了这样的变化,增加了其他各国应对这些变化的紧迫性。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秩序将会导致多极的世界,而且它需要各国更好地进行管理和沟通合作,从而促进全球可持续的公平的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的话,我相信21世纪的全球化将能够进一步的支持各国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五道口名师大讲堂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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