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物价差异的背后是两国的税费差异、工资差异和汇率问题。本文认为，矫正中美物价差异的核心是加快创新驱动、提高生产效率，而关键在于消除人民币高估、降低税费以及健全劳动保护机制、完善再分配机制。
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物价差异巨大，屡屡成为热门话题。网络媒体上这样描述中美物价差异：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次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至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次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中美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物价差异呢？
物价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基本规律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同样的商品在各国的售价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一价定律”。该理论假设国际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国际贸易可以抹平各地的价格差异。事实上，国际贸易不可能完全自由，因而商品在世界各地的售价也难以做到完全相同。根据价值的基本规律，可以初步断定生产效率是各国物价差异的主要原因。为研究其变化规律，假设有两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使用相同的货币，完全封闭且禀赋、税负相同。可得出结论如下：
1.物价与生产率成反比率关系，附加值越高的产品价格差异越大
在封闭情况下，两国的商品价格完全是由国内供求决定的，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生产效率不同，即投入一定的资本、劳力和时间，其产出是不一样的。生产效率高的国家产出多，生产效率低的国家产出少。即在两国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是不一样的，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投入少、成本低，生产效率较低的国家投入多、成本高。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决定理论，平均价格、边际价格、平均成本以及边际成本相等。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价格较低，而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价格较高。进一步推论可知，两国生产的产品，生产效率差距越大，两国价格差异也就越大。
生产效率主要来源于生产工具及组织管理水平，我们将产品价格分为基础成本和产品附加值两部分，基础成本差异较小，产品附加值是物价差异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物价差异规律可表述为：附加值越高的产品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价格越低，随着附加值逐步减少，物价差异将逐步缩小，当生产效率拉低的成本不足以覆盖其他因素造成的较高成本时，物价差异缩减至零，甚至出现价格反差。通常而言，原材料是简单劳动生产的，其生产效率在两个国家的差异不大，原材料价格应该是简单劳动的工资水平决定的。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简单劳动的工资水平也相应较低。在没有贸易往来的情况下，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原材料价格就会低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2.工资与生产效率成正比率关系，劳动力技术水平越高工资差距越大
长年旅居美国的华人华侨表示，在美国的整体生活成本并不比国内低，这是什么原因呢？居住生活在一个国家，不仅要购买吃穿住行等产品，也要付出劳动获取工资收入，还要享受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因而单独研究产品的价格差异是不够的，需要统筹考虑工资水平和服务业价格。服务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定价与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密切相关，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水平相当的服务业的价格。
根据经济学的分配原理，工资水平和生产效率成正比例关系。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样劳动投入带来的产出也相应提高，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涨。这样可以得到：一国的工资曲线理论上垂直于该国的产品价格曲线。通过比较两国的劳动力曲线，可以从理论上得到两国工资差异规律：工资水平和产品价格水平成反比例，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工资水平高；两国的简单劳动的价格差异最小，劳动力技术水平越高工资价格差异越大；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国内收入差距较小，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国内收入差距较大。
3.物价平衡点是价格差异的分界点，随着发展水平接近平衡点将持续右移
用低发展国家的物价（或工资）减去高发展国家的物价（或工资）得到物价差异曲线。物价和横轴相交于一点，可以被称作物价平衡点。在平衡点的右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物价高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这一点的左方，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物价高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工资曲线是产品曲线在第二象限的垂直线，工资差异与产品价格曲线的延长线的差异相同，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工资水平总体高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这说明“发达国家工资高、物价反而低，发展中国家工资低、物价反而高”，解释了困扰我们的工资与物价背离难题。
如果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两国的发展差异将越来越小。随着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优势逐步趋弱，生产效率差距就会不断缩小，产品价差随之缩小。这种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逐步趋同，价格平衡点逐步向右移动，物价差异曲线逐渐趋于水平线，工资差异和产品差异同步缩小。如果两国的发展差距扩大，价格平衡点向左移动，物价差异曲线的斜率变得陡峭。
物价差异曲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了封闭体系下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物价差异曲线，现在逐步放宽假设，来分析现实中的物价差异。
1.国际贸易拉平可贸易产品价格，改变不可贸易产品价差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可贸易产品及相关要素主要取决于国际价格，而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没有变化，物价总水平差距仍然保持不变，因而物价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可贸易产品的价格上。通常而言，可贸易品主要为工业制品尤其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电视以及手机等，理论上这些产品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价格低廉，而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价格较高，国际贸易的结果是拉低了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价格，抬高了发展程度较高国家的价格。对不可贸易品价格而言，生产效率水平较低的国家将被拉高，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国家将被拉低，主要表现为不动产价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经常出现房地产价格高于发达国家的情况，可以称为“被发达化效应”。
对可贸易品而言，不同的产品也会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汽车和手机，汽车是耐用消费品，具有总价值大、使用期长、生产技术复杂等特点。手机总价值低、更新较快、相对汽车生产技术相对简单。针对各自特点，国际厂商本着利润最大化原则就会实施不同的定价策略。在世界各地可以观测到汽车在不同的国家价格差异依然较大，而手机的价格差异就相对较小。这是因为汽车采用的是歧视性定价策略，为获得最大的垄断利润，厂商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提高而缓慢下调汽车价格，而不是一下降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价格水平。手机在各国的价格差异较小，主要是因为是相对低值易耗，占有市场扩大销量可以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所以基本采用了统一定价策略。
2.资源禀赋会产生相当时期的价格差异，最终自由贸易将促使价格逐步趋同
某种资源丰富的国家，该资源在本国的价格也会相对便宜，进而造成了基础产品的价格差异。比如海湾国家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淡水资源相对稀缺，油比水便宜是海湾国家的常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林认为，基于自由贸易和资本完全流动，各国出口本国具有资源优势产品，进口他国具有资源优势的产品，长期内自由国际贸易的最终结果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也会趋同，自然禀赋造成的生产要素价差将会逐步消失。
在中短期内，受到投资环境、政策鼓励与限制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国际资本流动和自由国际贸易很难完全实现。因此，资源禀赋会造成价格差异，国际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物价差异。国际依赖性较高商品主要取决于国际价格，但会受到国内政策、投资环境和贸易程度的影响而有所差异。1999年，恩吉尔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同一商品的相对价格波动要高于一国内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的波动幅度，这说明由于国际间商品套利活动往往难以进行，从而使得相对价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维持。
3.税收壁垒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税收结构也对物价结构产生较大影响
发达国家工业效率高、产品价格低，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幼稚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18世纪正在快速发展的德国出现了一名经济学家李·斯特，他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的论断。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效率较低，在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征收关税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以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产品的竞争性。该学说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并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国竞相出台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为消减贸易保护和促进贸易自由，国际贸易组织（WTO）应运而生，成为贸易谈判最主要的国际平台。除了关税外，其他税费也会影响产品的价格，比如出口退税政策旨在增加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执行不同的所得税、消费税率、增值税、营业税率、资源税以及相关费用，也会相应改变产品的实际价格。
如果后发国家发展良好，进口关税则会随着生产效率提高而逐步下降，最后实现民族工业的稳步发展，国内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差逐步降低直至消除。
4.跨国生产和人才流动拉高了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工资，加大了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
国际贸易必然会带来跨国生产。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会带来产品贸易、服务贸易，还会带来资本、人才、知识、信息等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会充分利用各国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统筹配置各国的资源进行跨国生产，总体上降低生产成本及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掌握生产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由于在合资谈判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也会通过技术门槛费、配件销售垄断和销售提成等渠道以及利润分成等手段最大可能地获得垄断利润，变相形成垄断性歧视定价策略，因而跨国生产降低总体价格水平的同时，并不能明显改变不同国家的物价差异。
跨国生产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是明显的。由于资本和人才可以流动，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才会到跨国公司就职，或者本国企业为了留住高端人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会提高工资待遇。而由于简单劳动者供给较为充分，其工资只能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这会拉大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工人权益保护渠道或措施较好，会相对压低高端劳动并抬高简单劳动的工资，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工资差异曲线会和产品差异曲线断裂，现实情况可能断裂得非常厉害。2016年4月，全球咨询机构韬睿惠悦发布2015—2016年亚太地区酬薪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劳动力酬薪差距呈两极分化状态，中高层员工已逼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基层员工不足发达经济体的一半。除了收入分配体制的影响，基础性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5.汇率是国民财富的定价机制，本币高估会抬高本国产品劳务的价格，高估本国财富
尽管货币脱胎于实体经济，但一经产生便拥有了独特的规律和功能。在实际运行中，货币成了国家实力、禀赋、效率、政策和发展前景等因素的综合反映。金本位货币崩溃以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元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发展较好的欧元、英镑、日元以及迎头赶上的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构成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元本位与金本位最大的区别是各国货币缺少了黄金“锚”，货币汇率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高估或低估，加剧了汇率波动。
本币高估（或低估）会促使物价差异曲线产生上移（或下行）。一般情况下，在国家境内本币才是流通货币，国内产品用本国货币标价（简称本国价格）。如果本币高估，国内产品价格换算成美元价格就会高，国内资产的美元价格也会变高，本国财富被高估。理性状态下资金会卖出本国资产而去购买他国财产，或者产生贸易逆差或者造成资本外流，本币产生贬值压力；本币被低估则相反。
中美物价差异蕴含的失衡问题及相关“悖论”
根据上述理论来分析中美物价差异。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接近6.7︰1，将美国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为：肯德基27元、下馆子268元、牛仔裤134元、宝马汽车20.1万元,分别比中国价格低3元、-168元、266和至少20万元，中美物价差异率分别为10%、-1.68倍、66.5%、50%。服务业价格主要与工资水平相关，美国服务业价格（比如下馆子）高于中国价格正是体现了两国的工资差异，甚至部分劳动密集型或劳动为主体的行业或产品比如蔬菜、瓜果等价格高于中国也是如此。基于产品及工资（服务价格）差异绘制中美物价差异曲线，如图1所示，可发现中国经济存在三大失衡：
一是产品价格外部失衡。无论高附加值产品还是低附加值产品（个别基础产品除外），中国产品价格几乎全面高于美国。其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税费差异和汇率问题，要么对产品所征收的税费过高，要么人民币汇率高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也许有人会问，我国产品价格几乎全线高于美国说明人民币高估，那么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世界银行项目组调查结果为在3～4:1之间）怎么会低于市场汇率呢？购买力平价的基准是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毫无疑问，我国服务价格是低的，如果选择的入篮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那么我国价格也是低的，计算出来的人民币购买力就比较高了。这也正是购买力平价不能真正反映货币汇率的真实水平的原因所在。
二是工资水平内外失衡。由于我国生产效率相对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参与跨国贸易或生产过程中拉高了高端劳动的工资，而整体工资水平难以同步提升，加上再分配和劳动保护机制落后，加大了与美国的工资差异，特别是加大了中美低端劳动的工资差异，也加剧了中国内部工资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美国的工资差距大，降低了我国人民的福利水平，需要纠正工资失衡现象，尤其需要大力纠正低端劳动的工资失衡。我国内部的工资失衡需要在不伤害高端劳动积极性的情况下进行适当控制，并将低端劳动的工资水平提升到应有的理论水平。
三是工资与产品价格比例失衡。产品价格差异曲线与工资差异曲线断裂，物价/工资比率差异大，造成了居民生活水平的严重失衡。特别是我国房地产价格，不仅房价收入比远高于美国，而且北京的绝对房价也已经赶上美国纽约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美物价差异曲线断裂尤其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最强烈，以备国际清算支付之用，而获得美元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较低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压低了美国商品价格。因而，美国市场几乎成了世界市场的代名词，是国际商品价格的“洼地”之所在。
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失衡有好的一面，可以用低成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本国经济。但是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需要及时矫正这种失衡状态，否则将会导致投资资本、购物需求等外流，引发国民福利损失。根据物价差异形成的理论，矫正中美物价差异可以从“一个核心、四个基本点”着手推进，“一个核心”是指加快创新驱动、提高生产效率。而针对病症的表象，需要采用“四个基本点”，即消除人民币高估、降低税费以及健全劳动保护机制、完善再分配机制。但是在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经济学界认为存在以下悖论：
悖论一：认为人民币贬值会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巨大挑战。除劳动密集型产品外，中国产品价格几乎全面高于美国，这说明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高估，需要贬值。但是人民币每年贬值幅度高于（或等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以美元计价的GDP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萎缩，长此以往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2016年我国GDP增长6.5%，人民币兑美元贬值6.5%以上，以美元计价的GDP没有任何增长。
悖论二：认为经济下行期需要政府投资，降低税费存在实质性困难。造成中美物价差异的另一个缘由——国内税负较重，社会各界是有共识的。但是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在下行期，需要政府投资担负起稳定经济增长的重任。特别是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下滑，上半年仅增长2.8%，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弥补民间投资的不足。税费是财政资金最主要的来源，如何能降低呢？
悖论三：认为健全劳动保护机制特别是提高低端劳动的工资会降低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出台了最低收入标准。在这些标准出台过程中，受到了许多学者甚至著名经济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最低工资抬高了劳动成本，不仅降低了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降低了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促使国际资本向东南亚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相关政策建议
从国家层面而言，国民福利最大化才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是复杂而难以计算的。这需要用市场的方式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寻找动态均衡汇率；需要用改革的思维来引导和保护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而不是越俎代孢；需要用经济资源中的优势及相对优势组织跨国生产，而不是压低工资来吸引资本。基于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激励创业创新。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激发个人潜能。提高科技创新人才待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研究解决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待遇及其他人员待遇，改革诸如户籍、保险、教育、养老、住房等体制机制。
第二，降低企业税费及交易成本。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结构性减税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加快推进营改增，降低重复征税，促进中小企业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除了正常的税收负担，我国中小企业以及民众还承担着多种多样的不合理收费，特别是交通运输费用、接待招待费用等，这些不合理收费严重吞噬营业利润，亟须整顿不合理收费。扶持弱势产业或潜力产业发展，对于基础性行业、中小企业、高科技等潜力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
第三，加快以市场化方式实现内外平衡。金融的高效运行是经济发展转型根本保证，没有稳定的货币环境，实体经济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一是保持货币供给的稳定。在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下，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增长将会不断收缩。同时，新经济发展范式对货币需求不确定性较大，保持货币供给稳定是最明智的选择；二是促进人民币有效均衡汇率的市场定价。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均衡有利于形成合理有效的对外价格，降低国内产品价格，使国民经济福利最大化；三是斩断金融空转渠道，逐步向价格调控转变。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当前货币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在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情况下，须加强防范金融空转和金融资产泡沫扩张。
第四，健全居民保障体制。作为消费者, 面对目前和即将需要支付的生活需求不断增加，一般会强化储蓄倾向，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积攒起来应付未来的生活所需，强化流动偏好, 在手头上保存更多的现金, 以防止突然来临的风险。健全的社会保障可以消除人们的不稳定预期,从而保证消费动能的释放。
（李海辉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货币信贷处。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本文编辑/陈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