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国际金融展现场一则“普惠金融”的宣传广告。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召开让“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个相对崭新的概念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本文认为，数字普惠作为普惠金融的全新形式正迎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数字普惠金融将改变人们的金融观。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召开让“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个相对崭新的概念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实际上，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改革意见。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既是普惠金融的一种新形式，也代表了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普惠金融无疑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要提倡普惠金融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普惠金融的历史。这一概念来源于联合国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当时联合国有感于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饥饿问题的持续蔓延，所以积极寻找有效手段致力于解决这些困境。最终，在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案例后，小额信贷作为重要的可行性方案之一开始被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大力推广。

在中国，二元对立的城乡经济结构同样令人担忧。在一些发达城市，产业金融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个人金融的发展速度却还相对缓慢。在成本和效益的利益考量中，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太愿意主动涉足中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相对小额的金融需求。这类人在申请借贷时，银行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于风险的判定也为贷款发放设置了很多障碍，由此导致他们缺乏正规有效的信用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微企业只能被迫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来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这种代价十分高昂，同时不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常常会让个人或企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从而给这些群体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

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崛起，对解决小微企业与个人的融资困境有着显著的效果。近几年，随着网贷行业的成熟，各类网络小贷机构的出现，越来越多人的融资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推广普惠金融在助力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投资拉动。在这种经济结构中，银行贷款大多流向了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短期内，这一方式的确促成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阻碍着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一方面，国有企业过分依赖银行贷款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高杠杆率，同时也可能会陷入债务填补的循环困境。一旦这种生产模式出现断裂，经济增长便会难以避免地遭遇下行；而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享有国家隐性担保，在企业贷款作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体系内部，个人征信一直缺少发展的契机和投入动力。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断提出经济转型，其目的之一便是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将会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拉动更为专业化、智能化的生产。也正因为此，普惠金融将成为未来经济生态的一大基础。

普惠金融的数字时代

普惠金融成功的案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办的格莱珉银行，由国家政府主导的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以及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等。但一直到了数字时代，普惠金融才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仅仅依靠移动手机的短信服务，肯尼亚M-Pesa便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需求。这在金融覆盖率相对低下的非洲地区起到了很大的普惠效果。

在中国，近些年互联网金融有了较快的发展。以网络借贷为例，从2006年第一家网贷平台成立，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这个行业从无到有，已经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万亿元。网贷行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小额贷款需求，同时，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巨大优势，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金融需求从低频走向高频。另外，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数据维度的丰富，也让信用审核环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筛选的手段和效率相较之前都得到了加强。

如今的普惠金融早已超出了扶贫融资的范围，逐渐扩展为包括支付、理财、储蓄甚至是保险在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在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借贷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个人消费和个人财富管理的方方面面都享受着数字普惠的成果。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

金融的本质能力是风险控制的能力。而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互联网技术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有着难以超越的优势。与以往传统金融大多依靠线下渠道不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大幅度改变了对于渠道的定义。例如在支付领域，渠道的改变促成了场景消费的普及。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客户覆盖能力，互联网金融在信息获取的途径上有了更多选择。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技术被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结构性或者非结构性数据。无论是网络购物、社交平台还是游戏娱乐，金融机构都可以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补充到信用审核的环节当中。

在得到庞杂的行为数据和个人金融信息之后，大数据分析则改变了风险甄别以及风险定价的成本和方式。在网贷行业，风险定价可以让优质借款人以较低的利率借到相应的款项，信用略低的借款人则需要以风险溢价作为补偿，因而要被收取更高的利息，相应地利率就较高。风险定价体系是风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网贷平台风控水平是否过硬的标准之一。通过对借款人各类数据的交叉分析，网贷平台能够更为精准地把握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并且给出相对合理的利率水平。

大数据分析在普惠金融的其他领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大数据首先能够迅速察觉用户的需求，从而创造出相应的产品。而在产品诞生之后，大数据分析既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找到合适的用户，同时也能够帮助用户匹配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借贷上，同时更能体现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成长环境、对风险的理解和承受能力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各不相同，发达地区的高收入人群有更多的资源接触到专业机构及人士来管理自己的财富，而其他地区及中低收入人群很难享受到相关的服务。

在传统金融机构里，一个标准的客户经理可以服务300人～400人，而这些人中也会遵循二八法则，即80%的客户依旧无法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单一客户经理人均掌握三亿至四亿的资产规模，其人力成本也相当高昂。移动互联及数字技术将这一服务更好地普惠到更广泛的人群，非标准的需求也将能通过技术手段达到标准化的水平，同时，单一客户经理依托技术平台，也能大幅度提高服务效率，对于个人需求的理解也将更加精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技术会进一步通过机器深度学习能力为普惠金融带来全新的发展。

笔者看到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来源于数字技术带来的长尾效应。2004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率先提出长尾理论。他认为当商品储存、流通或者展示的渠道足够宽广，使得无论是商品的生产还是销售成本都大幅度降低时，几乎任何看起来需求极低的产品，都可以拥有和主流产品市场相当的份额。在互联网时代，长尾理论尤其适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处理能力可以有效降低订制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成本，所以那些只是用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部分需求的产品同样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在普惠金融领域，互联网企业的开放创新精神和技术优势的确催生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在过去，金融服务的长期缺失使中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主的借贷需求找不到出口。而现在，随着网络借贷提供了门槛越来越低、更加多元化的借贷服务，这些群体的融资需求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这对平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提升受益群体“造血功能”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长尾效应在个人理财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全新的需求。

这里有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互联网保险。简单来说，原本线下的保险机制，无论是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昂成本，还是繁琐复杂的出险流程，外加不标准化的客户服务人员水平，都使中国人的平均保单数量停滞不前，信任度极低。而互联网保险的售卖方式却大不相同，相对分散小额的险种创新型设计以及灵活高效的出险方式，已经让很多人初尝了保险的“甜头”。这将大大改变人们的保险观。

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带来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触达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们的金融观。

如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正逐步建立。无论是中低收入个人和小微企业，还是城市发达地区渴望享受更丰富个人金融服务的群体，都将受益于普惠金融在数字时代下的繁荣。当然，数字时代在降低一些固有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新风险和新挑战。这需要监管部门与时俱进的洞察与严格的合规性要求，配合以企业自律及合法经营。

（杨一夫为人人贷联合创始人。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