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出现断崖式下跌，发达国家至今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全球经济也进入了低增长的新常态。本文认为，要尽快走出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发达国家腾出结构性改革的空间，达到双赢结果。

失业率大幅增加，消费需求增速快速降低，产能过剩大量产生，投资机会锐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低增长的新常态。

走出金融危机“泥淖”，需要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增速尽快恢复正常增长。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给发达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是使全球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良方”。

贸易和经济增长互为条件

贸易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关系。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贸易和经济增长互为条件，一个经济体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此经济体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

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有赖于经济体结构的不断变迁，具体表现在决定劳动力生产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同时，随着产业不断升级，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

经济发展过程，表象是收入水平提高，背后体现的是经济体结构的不断变化，这种结构内生于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资本、劳动、自然资源）。

一个经济体只有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要素生产成本才会降至最低，同时必须有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如此其总成本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才会最低，让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具备竞争优势，才能创造最多剩余，进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使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会不断升级，收入水平会相应增加。

开放是实现比较优势的前提

事实上，一个经济体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要求此经济体必须是开放体系。通俗的说就是：该经济体要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国外；不生产或者少生产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国外进口。

如果国际贸易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不仅发展快，而且一个国家的出口会增加，进口也会增长，也即是说贸易跟快速增长互为条件。

开放是实现比较优势的前提。2008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eal Spence）跟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组成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三个每年增长7%或者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的发展成功的经济体进行考察后，发现这些经济体重要特征就是开放。

全球贸易新常态出现的原因

2008年之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2008年后，全球贸易增长比全球经济增长还慢。笔者认为，危机过去7年后，发达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是导致全球贸易出现新常态的重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失业率大增，消费需求锐减，产能过剩显现，投资机会大幅降低，危机爆发时全球贸易出现悬崖式下跌。

此前，针对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地区的金融危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药方”通常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并通过大量货币贬值提高出口竞争力，来创造空间。不过，上述办法并不适用解决当下的金融危机问题。

2008年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包含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在内并没有独立的货币，不能采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因为，欧州、美国和日本同属发经济体，其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这意味着，如果欧元想贬值给发生主权债务的南欧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美国也会用竞争性贬值对冲，日本也会这样，同样情形，美国或日本也不能用货币贬值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结果，欧洲、美国、日本都难于进行结构性改革。

针对如何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2008年11月， 20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上达成了三项协议：发生危机国家要避免金融机构崩溃，避免出现像1929年、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各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提供社会保障，避免因失业造成社会问题，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投资驱动需求，稳定经济，创造就业；坚持开放政策，即不管国内就业状况如何，都要坚持开放的贸易政策。

上述三项政策共同发力，让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引发像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现象，但遗憾的是经济大衰退并没有避免。

笔者认为，全球贸易新常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发生危机一定代表这个国家有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要走出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一定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改革内容应包括：减少工人工资、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财政赤字等。

理论上看，如果能顺利推行结构性改革，该国经济竞争力会增强，经济稳定性会提高。现实是，结构性改革并未在实践中推行下去，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

由于结构性改革带有收缩性质，推行后会降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工资、福利减少后间接减少消费需求；金融机构去杠杆，能够支持贷款消费、投资的资金相应减少。在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下，要推行此类改革，政治上行不通。过去几年的实践效果也显示，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清溪柳如烟，不见佳人来”，没有推行下去。

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贸易恢复常态仰仗全球经济增长恢复常态。经济恢复常态的前提是发达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如若发达国家不能用货币贬值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这种方案能跟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有同样的作用，能给发达国家带来就业机会，能对冲结构性改革收缩所增加的失业。笔者认为，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作为替代方案，取得上述效果。

关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带有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并不多，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创造就业，类似挖一个洞、补一个洞，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力。

即使短期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创造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可是在预期的未来政府税收会增加，家庭要平滑消费，可能现在就开始增加储蓄。最终的结果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赤字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总需求却不增加。

如何克服上述现象带来的障碍？笔者认为，解决途径是寻找能对经济生产力提高有很大作用的基础设施的“瓶颈”，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基础设施存在大量“瓶颈”，基础设施投资对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提高有很大作用。笔者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每进行1块钱的投资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

在金融危机“阴影”仍在的背景下，如果更多的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实现双赢，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而更多的出口就能够创造足够高的就业，使得发达国家得以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正常增长；发展中国家能够消除经济增长“瓶颈”，让经济实现更快增长。

拓宽资金来源

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每年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就要达到8000亿美元，非洲国家要5000亿美元，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自何处？笔者认为，资金可以主要由具有储备货币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如中国以及石油输出国来提供资金。

一方面，作为目前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如果不能从经济危机的“泥淖”中走出，其经济增长速度会一直缓慢、失业率高，财政赤字会快速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最后一定会增加货币发行量。从这个角度反向看，与其发行货币进行失业救济，不能提高生产力，不能在国内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不如将发行的货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该类投资，短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就业率，长期能够提高生产力，并助力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产生双赢的结果。

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很多的国家如中国和石油生产国，过去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者发达国家股票。现在，发达国家债券利息率将近零，而股票市场风险非常大，如果把这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只要正确的选择项目回报率会高，产生的结果也是双赢。

其次，除却上述两部分资金，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用政府资金撬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退休基金、主权基金，创造足够多的资金来源。

如果要走出全球贸易新常态，上述方式是一个可行办法，但上述方案的实施依赖于政治领导力，依赖于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值得欣慰的是全球治理结构已开始朝此方向发展。

如果能抓住机遇，全球双赢的结果就会出现：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就业增加，经济很可能像东亚经济体一样，实现二十年、三十年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能够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经济增长的常态。只有发达国家恢复常态了，国际贸易才能够恢复常态。

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