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

在“南南合作”的包容性理念下，中国的成长机会构成“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各国的发展也为繁荣中国经济提供空间。不过，探索“南南合作”还需要在金融方面突破多重障碍，解决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货币错配的问题。

“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

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在助力企业“走出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下，“南南合作”构成了多边合作的重要方面。

先来介绍被全球所关注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这个地区占世界人口将近60%，地区相互之间投资和贸易众多，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也是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联合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提出了丝路计划，欧盟、俄罗斯、日本甚至美国都提出过类似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只是一个跟随者。

不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个新理念，它是中国过去理念的一个折射。众所周知，“一带一路”的地理路线2000年前就存在，并维持到现在，它是中国的一个通商理念。在该地区，从中国到欧洲，过去战乱频繁，但是这条路到现在维系在一块且能通商，原因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理念为：“和为贵”，即通过谈判、妥协实现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概念是命运共同体，追求的目标是互利共赢，实现的基础是包容性。这个包容性如何具体体现？通俗的理解就是商品或产品通过协商交换，虽然没有现金，但大家有商有量，以物易物，互通有无也实现了交易，有钱可以交换，没钱有产品也可以交换，当下没有产品将来有产品，可以用现在换将来。这就是所谓包容性，而这包容性就是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的包容性框架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中国的铁路技术是最好的，而有很多国家愿意发展高铁项目，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泰国大米换高铁”。

市场经济的真谛是交易为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的安排是这一真谛的体现，而从上述这个角度观察，“一带一路”最重要原则就是自由贸易，这个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原则。

“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其中除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还有资金融通。这也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内容成了一个制度框架，各方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来探讨合作。

“南南合作”中的中国角色

在“南南合作”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机会构成“南南合作”很重要一个内容。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最庞大市场，按照规划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居民收入会翻一番，占全球人口的1/5的13亿人口，如果收入翻一番，这会拉动整个市场。

一方面，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体系，这个贸易体系中，中国是第一大进口国，这恰好对很多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南南合作”其实应该秉承一种理念—包容性，这同样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这种“包容性”和过去理解的竞争性世界不一样。

这种模式是一种创新型模式，尚未被很多国家运用。实际上，中国采取的是给相关各国人民复权的一条道路，同时以它自身发展辐射到整个区域，中国领导层没有遵从别人的道路，也没有遵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比如，追求高大上的这些新型产业或者是出卖自己的原材料）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和殖民主义就意味着剥削的模式相比，在中国倡导的理念下所有人都能得到良好的生计。从经济角度讲，各个群体能够增加自己的人均收入。所以中国倡导的理念绝不是一种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新合作。

“南南合作”与世界经济

在南南合作中，中国发展给各国提供了机会，而各国发展也给中国提供了机会。

中国确实还有将近80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所谓贫困是指居民年均收入低于2400元以下，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背景下，中国经济要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需要世界支持，作为第一大进口体，意味着也需要世界市场。

具体看，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居民消费的石油中有60%是依赖进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通俗理解的自由贸易世界，一定是投资贸易自由化，大家能在一个相互共通的包容的世界中互相依赖、互相生存。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要以发展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策正确的唯一标准，这不光是中国，也是所有“南南国家”应该做到的硬道理。

“南南合作”中的金融障碍

从利益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金融方面有特殊问题需要应对和解决，资金融通也是“南南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发现，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还需要解决多项金融障碍，这些特殊问题集中在三方面，而这些问题早在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就被发现。

第一，货币错配。

“一带一路”地区相互间贸易非常大，但是相互间贸易都是使用第三国区外货币，这导致区外流动性出现困难，进而引起本地区贸易困难。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元流动性出现问题，出现贸易结算和支付体系的短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该区域的贸易也难以顺利进行，出现了所谓货币错配。

因而，笔者建议纠正这个错配，加快本地化进程。要纠正这个错配，本地区的贸易就应该使用本地区的货币。199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就提出过相应的主张，其实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贸易融资的计价结算的开始并进展迅速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第二，期限错配。

“一带一路”地区是对外资依赖最多的地区，但是该地区流入的外资多半是短期资本，这和该地区发展潜力又很高，需要有长期资本支持的现状不符合。因而，笔者建议及时纠正期限错配。

在笔者看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所以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纠正长期期限错配问题。从实践角度看，基础设施需要长期资金安排，现实的状况却是国际市场上现有机构，无论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以及现有的国际的开发机构，都满足不了安排长期限资金的需求，这种需求要有新机构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是这种安排的体现。

第三，结构错配。

“一带一路”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是储蓄率最高地区，但是该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发展非常落后，导致了高储蓄被区外所动员，遗憾的是，区外拿走储蓄后再反投到该地区变成外商直接投资（FDI），这就是结构错配。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个问题被发现，各方一直试图纠正这种错配，积极进行国际金融合作，而且这个合作是“南南性质”性质的，其中一个最重要标志是很多亚洲国家都了解的“清迈合作机制”，这个机制是“南南国家”的合作机制，它纠正过去国际货币体系中南方国家的困难。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功能就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而调节中间基本是逆差方调节，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却是顺差方出了问题，美元流动性出了问题，面临这种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办法解决。“清迈合作机制”即是通过合作先来解决自己的困难，解决国际调节问题，这是“清迈合作机制”倡导的核心概念。于是有了亚洲外汇储备库，这也是纠正货币错配，建立“清迈合作机制”等南南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并发扬光大，会改善货币错配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一种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来改善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货币错配，可能会让这个本地区的发展更加稳定，这同样会给“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