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林毅夫
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极端贫穷发展成为如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脱颖而出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功经验与必然规律是利用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成功对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如今这种经验将给南方国家带来高速增长的窗口机遇期，也将为南南合作提供新的思路。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在贫穷陷阱当中度过了两个世纪。从统计数字来看，1978年底中国有81%的人口住在农村，有78%的人处于世界平均贫困线之下，即工资低于每天1.25美元；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且当时中国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两项加起来只有9.5%，这说明当时90%以上的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无关。当时和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第一产业中的矿产品、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等，占中国出口总量的75%。
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从1979年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6年保持着9.7%的增长，对外出口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6.4%。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96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一员。中国6.8亿人口在过去36年中摆脱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同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回首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但相比较中国的稳定快速发展，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面临的却是崩溃、停滞，甚至危机不断。中国经济为何能够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崛起的秘密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率，另一个途径就是产业升级，即将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从现有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所有国家都通过这一机制，即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途径，达到长期持续的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巨大差异，就是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一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这代表其劳动生产率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都在全世界最高的水平。背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技术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拥有的产业附加值也一直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种情况下，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靠自己发明。而通常情况下，发明的投入成本高，风险也大。从经验数字上看，从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依靠自己发明技术和开发新产业的创新机制，取得的成绩是每年平均3%的经济增长速度。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也需要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但其收入水平较低，代表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意味着其科技水平与产业附加值水平均较低。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意义而言，技术创新未必必须发明新技术，只要使用的技术有所改进，就是技术创新。由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技术上的差距，这为发展中国家借鉴和运用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提供了可能性。同样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附加值较高的成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若将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与风险均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速度也将快很多，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二战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加速其经济发展，并取得了7%以上的增长，这是发达国家2倍以上的速度，并持续了25年或更长时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正是因为正确认识并利用了这种后发优势。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动乱，不可能以发展经济为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目标是希望很快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因此，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要站起来，其前提条件就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一样，且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一样强。最现实的实现路径，当时就是采用与发达国家产业一样的技术，以达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劳动率水平和收入水平。但当时西方国家拥有着技术密集、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作为支撑，这些技术不可能毫无保留转移给别国，因此，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开始稳定，经济开始发展，但因中国仍处于极端贫困，资本极端短缺的时代，资本价格必然过高，因此中国无法获得西方国家资本密集且规模庞大的先进技术，在这些产业上中国并不存在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放弃了后发优势。
1978年底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国开始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就具有竞争力，并占据较大市场，获得利润。之后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逐渐转型升级，从极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逐渐变成技术与资本相对密集的加工业。在此过程中，中国进入的产业都是成熟产业，因此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是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差异。
中南差距形成的具体原因
工业革命后，世界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北方国家，是殖民国家，另一类是南方国家，是被殖民的国家。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民族主义更加风起云涌，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殖民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追求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产业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追赶发达国家意味着收入水平、国防实力必须与发达国家一样强，因此发展中国家共同采取了各类赶超战略，有些称为“重工业战略”，有的叫“进口替代战略”。中国当时也提出直接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重工业。这些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逻辑是，发展先进的工业化制造业，替代从发达国家进口这些工业化产品。
这个战略同样违背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因为在资本匮乏的时代，这种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须在政府对市场的强烈干预下，对其给予各种补贴才能建立起来，而这些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补贴必然形成资源的错配，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因而也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与中国一样，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时候，拉丁美洲、非洲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选择了改革开放，开始自身的经济转型。然而，在从政府引导干预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平均增长率会比政府强烈干预时期低，同时危机发生的频率较高，试图赶超西方国家的战略并未认识自身的比较优势，普遍陷入了经济的崩溃或停滞。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本应有完善的市场制度，政府需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促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发展，从而达到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依然进行干预，必然会造成资源配置失误，各种激励机制扭曲，带来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和损失，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都以“休克疗法”的方式来解决其经济问题。但违反比较优势来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没有自生能力，取消政府补贴必将导致这些产业企业的大量倒闭，造成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同时，这些所谓的先进产业均与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政府不扶持，将会失去国防安全。比如俄罗斯八大集团垄断的国防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出自国防安全的考虑。
大量的实践经验证明，苏联、东欧跟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出于稳定就业或国防安全的角度考虑，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倒闭，实际上政府需要给予的保护补贴比以前更多，这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经济危机不断。
相比较而言，中国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却能够保持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占比超过75%，在转型的过程中给予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同时，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生产成本较低，并利用有限的资源改善基础设施，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改变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际竞争的交易成本。
最初，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并不高，很难进入国际渠道，解决办法是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国外因工资上涨后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获取了技术、管理与国际渠道，也增强了国际卖家对中国产品的信心。利用这种方式，中国快速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逐步积累了资本，开始进行产业升级。中国亦逐渐从资本极端短缺的经济体变成一个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经济体。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比较优势，逐渐发展的国防等重工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有了自生能力。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正是用这种务实的、渐进的双轨制方式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南南国家发展的具体思路与实践经验
以上分析表明，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目前还处于低收入的国家，也有机会取得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样的快速发展，只要思路对，就有出路。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必须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最初发展的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成熟的、有专利保护的且与国防安全无关的技术，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引进本国，才有可能形成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同时，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相对较差，而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采用中国经验将有限的资源用在特定的领域，如建设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的基础设施，在这些区域提供一站式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国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营商环境较差，经济也能快速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中国之所以能引入外国资本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事求是，先把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做好，在这些区域里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就能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创造更多的资源，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因此，其他南方国家也可以借鉴参考这种方式，创造新的增长点，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此前，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穷的内陆国家之一，按照这种经验设立加工出口区，引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2011年8月，埃塞俄比亚前总理到中国来招商引资，对接其自身有比较优势的皮革加工业和制鞋产业。这是一个极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虽然埃塞俄比亚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国际买家对其产品并无信心，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差异。同年10月广东东莞一个企业家率领代表团去埃塞俄比亚考察期间，发现当地工资成本比中国低很多，于是马上雇佣8000名工人送回国内培训了3个月，2012年1月就开始投资生产。起初在工业园区只有两条生产线，雇用了600人，3月产品实现出口，5月该企业就变成埃塞最大的皮革出口企业，当年年底雇用的人从600人增加到2000人，埃塞俄比亚的皮革出口实现翻倍增长。
此前，因基础设施太差、营商环境太差，又是内陆国家，没有人认为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基地在埃塞俄比亚可以实现，而东莞这家鞋厂在埃塞俄比亚的成功，带来了星火燎原的效果。2013年，22家寻找低工资水平国家进行投资的企业投资了埃塞俄比亚，很多国际买家都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采购处。此后，其他非洲国家也跟着学习。比如卢旺达的首都在一年之间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成衣品出口企业，现在雇用的人也超过了1000个。中国人讲思路决定出路，因此思路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出路。
中国发展为南南合作来带窗口机遇期
中国快速发展为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中国的资本需要开始往外走。目前，中国每年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是1000多亿美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资本来源国，这种上升趋势仍将持续。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伴随着中国大量资金的流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中国或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转型的机会。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比如二战后美国的工资上涨，成衣、纺织、简单的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往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发展也是靠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出口，实现了产业的国际转移。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或地区也均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让其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成为新兴经济体。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资上涨，比较优势丧失，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大力开展中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制造业，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现在，中国达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中国即将丧失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加工业是否愿意往外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战略选择。当然，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制造业雇佣的是970万人，八十年代，韩国制造业雇用的工人是230万人，中国台湾雇佣150万人，中国香港雇用100万人，新家坡雇用50万人，而中国内地现在制造业雇用的工人是1.25亿，仅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2020年，中国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届时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普遍上调800至1000美元，那些产业必将失去优势，进而向国际转移。
因此，中国给其他南南合作的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经验与资金，很重要的是提供了窗口机遇期。并且，因为中国这些产业规模的庞大，很多国家都将因此受益。但追根到底，中国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的具体思路和转型的思路。如果南南国家能从这个思路中找到结合当地优势的契合点，那么每个南方国家都会与中国一样取得20至30年的高速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过，“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人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希望自身发展起来的同时，其他南方国家也能发展起来，这种合作共赢也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