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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 再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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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金融学会     本文编辑/贾红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之际,为深入研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5月17~18日,中国金融学会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在杭州共同举办“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马克·乌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迈克·康德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欧洲稳定机制总裁克劳斯·雷格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来自有关国家的科研院校、货币当局、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的60余名中外专家参加会议并研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及不足

参会专家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金融领域发挥了支柱作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双挂钩”实现了各国汇率的稳定,制约国际收支失衡扩张,并为各国通过合作协商解决争议问题提供了典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了丰富遗产:一是三条理念,即避免“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强多边合作、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建立了有约束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和国际收支调节规则;二是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三是至今仍有一个无形的美元区。英国国会议员、《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指出,“凯恩斯计划”希望通过国际清算联盟的设计实现失衡的“对称性”调节,对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包括经典的“特里芬难题”、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国际收支调节难度和成本随资本流动规模增长而提高、“货币锚”稳定性逐步衰减等,这些内在缺陷导致这一制度不可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单一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避免“特里芬难题”,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建立不久即遭到冲击,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已经在寻找包括储备货币多元化在内的各种替代方案,代表性事件包括推出特别提款权(SDR)、欧洲货币一体化、日本等国追求本币国际化等。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Shenk)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按其设计初衷运转,各国协调合作精神也很快丧失,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国集团的重要性超过IMF。金中夏也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没能落实理念上的共识,例如储备货币发行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更多取决于有关国家的自律与自觉,而不是超越国家的规则。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及缺陷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包括“新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宏观政策的外溢效应、缺乏“货币锚”导致汇率无序波动、IMF贷款能力和代表性不足等。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王倩认为,当前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安排仍然存在“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职能与国家货币职能间存在冲突。虽然IMF已经进行改革,但发达国家占主导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金融危机中签订的双边互换协议反映了IMF作为最后贷款人能力的不足。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副院长王文认为“特里芬难题”出现最新的3.0版本,即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美元为代表的金融过度虚拟化,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流动性过剩和双向逆差。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科林斯(Charles Collyns)认为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IMF治理结构改革滞后于经济形势变化和新兴市场发展,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合法性受到侵蚀;二是全球货币政策缺乏连贯性,导致金融波动性增大。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指出,由于存在非对称性、非公平性等不足,美元资产的持有者和发行者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满。虽然这一体系存在明显缺陷,但其前景较为乐观,原因在于:第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开放性的,对替代选择并不排斥;第二,多元化体系优于单一体系,竞争可形成市场自律;第三,金融危机后,现行体系进行了改良和自我修复,如扩大监督范围、建立各层次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等。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和改革方向

大部分专家赞同,未来一段时间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点包括: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选择,有利于分散风险;不同储备货币间可以形成竞争和制衡,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形成市场纪律约束;可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郑新立指出,以多元储备货币取代单一储备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助于解决单一主权货币与全球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全球化与主权货币发行国决策单一化之间的矛盾。高海红认为,多元储备并不是最优的选择,是一个没选择的选择,“特里芬难题”不会因为储备多元化而消失。

一些专家认为,在多元化体系下,美元仍将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和人民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还应从汇率安排、政策协调、失衡调整、流动性管理、救助机制等方面完善、改革现有体系。管涛认为目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是尚未出现可替代的、完善的改革方案,二是美国仍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其他国家没有实力挑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四是美元特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具有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优势。李扬指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包括三个要点,即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多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居中协调、各国央行建立互换网络。此外,还应建立新的国际清偿力供给机制和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特别是要加强主要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曹彤提出应从本位货币、汇率制度、货币创造规则、货币治理机构四方面规划全球货币体系,建立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本位货币的联合本位币机制,形成“核心—外围”的弹性汇率制度,推动建立“货币创造公约”约束各国的货币创造、无节制量化宽松和政府债务货币化,并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探讨建立全新的货币治理架构和机制。吴晓灵提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无法用黄金制约货币发行,一种理论构想是尝试建立“经济指数篮子”作为“货币锚”,约束各国财经纪律和货币发行,降低国际经济结构失衡。理查德·库珀认为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失衡的调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认为,可考虑构建一个1+X国际货币协调委员会(IMF加上具有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允许汇率上下波动10%。此外,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全球统一的财政部。马克·乌赞指出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一体化,目前大多数国际流动性由私人机构提供,更容易发生短期冲击。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对官方和私人部门的挑战,一是应建立新指标衡量外汇储备充足性,二是可通过IMF等多边方式和区域安排提供流动性,稳定各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

有专家认为,SDR可以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应对SDR进行适当改革。特里芬基金会副理事长阿方索·埃奥佐(Alfonso Iozzo)认为使用SDR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第一步。SDR的使用对官方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可以分散风险;二是如果把人民币放入SDR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SDR分配不应与各国在IMF的份额以及各国的经济实力严格挂钩。经济学家沃伦·科茨(Warren Coats)认为SDR没有得到推广的障碍主要是集中管理和分配方法的复杂性。建议改变“一篮子货币”的定值方法,用反映大宗商品价格的经济指数来定价,让SDR的价值由市场调节,确保其市场价值与篮子标的物价值相同。同时,改变原有份额的分配方法。IMF金融市场部主任安德鲁·特威迪(Andrew Tweedie)希望IMF通过各方面的改革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创造条件。

还有专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出现大的变革。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第一,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元地位;第二,SDR只是美元的补充,不可能取代美元;第三,欧洲国家不愿意放弃基金组织的份额,美国不愿意放弃一票否决权;第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但两国间严重缺乏战略互信。

 

欧元和欧元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

一些参会专家讨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措施,危机对欧元国际地位的影响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欧洲稳定机制总裁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指出欧元区遭遇了30年来最重大的危机,但欧元区没有解体。危机应对措施包括:推动欧元区边缘国家进行调整,包括控制财政赤字、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等;欧央行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如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并加强与欧洲稳定机制等机构的合作;改变和重新设计货币联盟的架构,包括加强货币政策之外的政策协调、建立银行业联盟、完善欧洲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等。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约书亚·艾真曼(Joshua Aizenman)认为,欧元虽然具有“超主权”的属性,但仍是德国主导的货币。由于德国目前的态度,欧元区已经面临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覆辙的危险;而一旦欧元区陷入长期的高失业和低增长,“反欧元”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将给欧元区的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支行长王信认为,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金融造成很大冲击,但目前欧元地位只受到微小削弱。虽然欧元已成为第二重要货币,但美元流动性的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对欧元区造成了明显的波动,反映了欧元区的脆弱性。未来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元区改革进展和欧洲货币联盟制度性建设。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根本洋一(Yoichi Nemoto)认为,欧洲危机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应加强风险的评估和监测,避免错误的风险定价和竞争力下降;二是应加强各层次金融安全网间的合作;三是应加强各国政策的协调合作,降低主要经济体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并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代表权与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改革

专家指出,IMF存在不能准确把握成员国国情、没能随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等问题。建议IMF深化改革,健全治理机制,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完善对成员国的监督,以更好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席普克(Alfred Schipke)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国家利益相关者(如非政府组织)和次国家权力机构。IMF需要考虑如何与新的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对于国家之间的实力转移,可以发挥居中协调的作用以避免冲突。IMF还应在宏观经济、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与各国开展合作,为相关国家提供政策建议。鉴于信息以及资金流动速度越来越快,IMF应定期检查工具箱并审视所需资源。西班牙银行国际司司长巴勃罗·莫雷诺(Paplo Moreno)认为目前IMF改革重点是美国能否通过改革方案,以及欧盟能否让出执董会席位。从流动性安排来看,IMF的预防性授信额度从2008年就已启动,未来的主要挑战是防范道德风险;IMF与央行之间的互换安排和协调还需多做工作,并可考虑设立主权债务重组基金,尽力达成危机中的自愿流动性安排。在治理架构上,IMF执董会的构成应该接近G20结构。IMF中国执董张涛认为,IMF虽然存在问题,但一直在努力适应世界的变化,提高灵活性和对危机的响应速度,其多边性在新的世界环境中更加重要,在危机预防和救助方面可发挥更大作用。IMF应及时落实治理结构改革,体现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并推动进一步改革以反映世界格局的变化,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加强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

一些专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取决于市场需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了条件,但人民币国际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应理性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瑞银环球财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马西米利亚诺·卡斯泰利(Massimiliano Castelli)指出,人民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意愿,目前的情况是各国政府储备投资多元化意愿增强,商业银行持有人民币的热情增加。国家信用评级和货币可兑换性是决定一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的重要因素。中国可更多依赖主权财富基金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热情,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认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动力较足,主要体现:一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二是国内政策不断完善,包括跨境人民币结算渠道增多、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资格放宽等;三是离岸市场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持续增长。张礼卿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有助于多元储备体系的形成。央行独立性的提升和法律体系的完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补充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值得期待,但需足够耐心。全球治理创新中心环球经济项目(CIGI)总裁德门尼克·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整合较好,但金融市场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较慢,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度有待提高、债券市场不发达、银行业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等。理查德·库珀认为中国应当对人民币国际化做出理性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德国中央银行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反对马克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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