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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要研究区域性金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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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从玖    本文编辑/邢缤心

朱从玖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一个地区既是金融服务的需求者,又是金融发展的贡献者,是金融业改革发展不可替代的促进力量。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地区和金融关系应得到更为全面的关注和研究。在集中管理体制下,地方更多地被当成获得金融支持的一方,而较少看到其贡献的一面。事实上地方或区域兼具两方面的功能,对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改革尚在深化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各方面都在向这个更加明确的方向努力,金融业的改革也是如此。由于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金融业进行了许多市场化改革之后,金融的行政、监管权力和资源掌控仍然体现集中化的特点,扁平化不够。在金融领域,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尚需探索和作较大改进。把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在当前“转轨”特征明显的阶段,需要充分研判不同类别区域的特殊意义,发挥好其积极作用,调动好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利用好中央层面所不能替代的区域功能,如此应会带来十分积极的效果。简述几例如下。

 

一、         金融功能如何更加适配地方经济

在中央的统一决策和领导下,省级以下各级地方具体负责经济的组织推动和运转。换言之,企业的设立、生产的组织、经济总量增长、就业、税收等等,主要在地方实现,并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资源配置,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两者匹配不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举例来说,工农中建四大行在银行业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占银行业总资产近四成,对地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四大行体系过于庞大和集中,按行政区划和层级来设立分支机构使得决策链条过长,同时在考核上差异性不够充分,使得其较难适应不同地区(如发达程度不同)的差异化发展需求。按行政区划定服务边界,使得跨区域经营日益增多的客户特征,在服务和风控上难以得到特殊和充分考虑。从地方的需求来看,主流金融机构这样的体制和运行特征,在与地方经济的适配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的需求揭示了这些机构的改革具有迫切性,也为改革和创新提示了方向。

 

二、         区域金融改革对金融业发展和整体改革有深远意义

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鲜明地阐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即实体经济兴则金融兴,金融业主要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这个规律在区域金融改革的进程中表现尤为明显,因为目前就区域来说不具有金融发展的主导权,这个权限在中央,一个区域只可能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非金融领域改革的需要出发,来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创新。这个过程是务实可行的,避免了许多难题,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以浙江省温州市和丽水市的金改为例。温州的金改主要涉及风险企业的贷款处置、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改进、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等。从这两年的全国情况来看,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因此要充分重视温州金改情况对全局的重要意义。丽水农村金改的一个重点是林权抵押贷款,此举对增加农民的财产权和相应带来的金融权利成效显著。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农民财产的更多赋权、确权和金融服务开发的相关政策,可以说丽水等地的农村金改的成果,对这样一些政策思路的确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很大贡献。

 

三、         关于“非正规金融”

民间金融被许多人称之为“非正规金融”,这样的归类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颇之处。如果以现行金融制度体系观之,则大约此说不谬;如果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归类大约不能持久。

从浙江到全国,过去三十多年企业的兴盛、经济的增长,民间金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营企业的发展尤其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支持。民间金融确实带来一些风险,但相比较而言其积极作用则更大。民间金融的存在,一是反映了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活力,促进了民间金融活动;二是反映了“正规金融”服务的欠缺性、强管制性;三是反映了如果不加以规范和引导,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还会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财务结构、经营理念带来不良影响。

温州金改直接触及这一敏感问题,各方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判断,审慎地推动改革。在温州,民间金融与实体经济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成绩和失误都有民间金融的“贡献”。充分认识这种情况后,对民间金融一方面要引导其规范发展,发挥其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其中不合理的成分、风险大的因素加以防范和制约,促进其安全运行。为此,浙江省制定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为温州民间融资确立基本的制度规范,温州市也在此基础上做了许多规范和引导工作,设立一些专门机构,建立一些机制等,力图以改革创新发挥民间金融的合理作用。温州金改的这些做法、思路、理念,对全省已有积极影响,相信温州金改有关民间金融的这些探索对全国也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         地方金融监管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安排的重要内容

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合理安排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应该说,地方金融监管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重要内容。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在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但只是初露端倪,目前尚未在地方金融监管的范围、目标、手段和制度等方面作出系统安排。

从浙江的情况看,需要地方发挥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能,目前有紧迫性,未来有更多潜在的需求。原因有:一是一批从事金融业务的准金融机构并未被纳入到国家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当中,但客观上需要有适度的监管和相应的制度及规则;二是非法金融活动大量存在和不断变异,这使得各地及时处置十分必要,等待中央的统一指令来识别可能会失去最佳时机;三是未来金融业进一步放松管制,会取消一些审批事项,同时在一些监管工作事项中需要换一种方式来监管。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体现和要求,一旦以多样化的监管方式替代审批模式,金融监管会有更多的内容和更多样的形式,分层安排职责落地是一个合理选择,地方政府则可以相应地承担一部分责任,使得从全局取得更优的效果。

鉴于地方政府具有特殊的位势和资源,可以为金融监管作出贡献,推动具有较高集中度特征的金融监管体制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促进用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使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安排上不断趋于合理。

站在区域的角度,从区域的金融要素来反观金融业的改革和创新,还有很多题目和内容,比如地方法人机构和全国性(股份制)机构如何来分类并监管更合理;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或业务机制如何来构造,互助合作性、政策性,还是商业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如何来界定其划分标准;等等。这些题目从中央部门层面和从地方层面来研究通常会有不同的结论或重点,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出发,需要兼顾,需要充分研究好区域性金融要素,以取得改革和发展的更优效果,防止发生大的决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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