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目前的种种迹象是明确无误的：中国有大麻烦 了。我们不是在谈论道路上经历的一些小挫折，而是 某些更具根本性的东西。这个国家整体的做生意的方 式驱动了该国30年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已经达到了 它的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将要撞到它的长城(GreatWall)，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撞击的程度将会是多么糟 糕。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其当前收入的一部分投入 投资而不是消费，以扩展其未来消费能力，而中国的 投资似乎只是为了进一步扩展其未来的投资能力。美 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用于消费，这诚然偏 高；在中国，这一比例仅有美国的一半高，同时中国 有近乎一半的GDP被用于投资。 这种情况为何能存在？是什么使消费保持如此之 低，中国人能够在投资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迄今为止） 没有遭遇收益急剧递减？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进行了 激烈的争论。然而，在我看来，其中经济学家亚瑟·刘 易斯(W. Arthur Lewis)旧有的洞见最能说明问题。他认 为，处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有一个小规模的 现代部门，加上一个由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至多 对总体经济产出有边际贡献的未充分就业的农民——构 成的大规模的传统部门。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相应地有两个影响。第 一，这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大量投资于新建工厂 和建筑等，而不会遭遇收益递减，因为这些国家能一 直从农村吸收新的劳动力。第二，即便这些经济体变 得越来越富裕，来自这种过剩劳动力储备大军的内部 竞争也会使得薪酬维持在低位。实际上，压制中国消 费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收入 中的大部分，中国的家庭从未见到。那些收入中的一 部分流入了与政治有关联的精英阶层,但其中的大部 分收入只是停留在企业中，许多是国有企业。 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非常特殊，但这种情形在 中国已经奏效了几十年。不过，现在，中国已经达到 了“刘易斯拐点”——直白地说，中国的过剩农民数 量正在耗尽。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正在上涨，终于普通中国 人也开始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了。但这也意味着，按 照当前流行的术语说，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巨大的“再 平衡”需求。投资目前正在面临收益急剧递减，并且 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收益都将急剧下降；消费支 出必须急剧上升才能替代投资的位置。问题是，消费 支出的上升能否足够迅速以避免严重的衰退。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否定。对再 平衡的需求已显而易见多年，但中国就是一直推迟必要 的变革，而是通过维持人民币低估和大量廉价信贷来推 动经济。（因为某些人会提到这个问题，我要说：不， 这与美联储的政策几乎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些措施 推迟了清算之日的到来，但也使得这一日最终到来之时 形势必将更加艰难。而现在它已经来了。 这种情况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是多大的事情？以 市场价值——对于全球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来看， 中国经济的规模仍只是比日本略大一些；中国经济仅 仅是美国或欧盟的规模的大约一半。因此,中国经济 是大的，但不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世 界大概能够从容应对中国的麻烦。不幸的是，目前不 是通常情况：中国正在达到其刘易斯拐点，中国的新 困境是我们其余的人最不需要的东西。 毫无疑问，读完本文后许多读者都感受到了某种 智力冲击。就在前些天我们还在害怕中国,现在我们 也在害怕中国，但我们的情形已经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