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洪言 中国银行

本文从中国古典哲学精髓“小大之辩”思想出发，对诸如流动性过剩、基础设施建设、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转型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再审视，得出了与经典看法不一致的结论，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这句话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即“小大之辩”。小和大，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结论是不同的，可以是水太浅，也可以是舟太大，都有道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如流动性过剩、基础设施建设、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转型等，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同样可以看到不同的前景，也会衍生出不同的解决思路。

一、流动性过剩是个伪命题
从06年前后开始，流动性过剩就开始成为国内经济热点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认为国内货币发行量超过实际需要，导致货币外溢至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产生经济虚拟化和资产泡沫化等系列问题的现象。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制造大国向制造、资本并重转变是必经的阶段之一，只有首先成为资本大国，才有可能实现货币的国际化，并能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产业链上下游的争夺，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如果只是满足于成为一个制造大国，那么流动性过剩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要向资本大国迈进，流动性过剩恰恰成为了助力。要变成资本大国，首先要在国内构建巨大的资金池子，可以容纳全球资金进出其中。池子形成的过程中，流动性过剩一定是常态，唯有流动性的扩张速度快于池子的扩张速度，流动性漫过的地方自然成为了池子的一部分，货币池子才会迅速壮大。当然，目前国内货币池子的主要构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均面临一些机制性问题，阻碍了池子的可持续壮大，解决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和股票市场发行、退市等机制性问题等同于对池子的加固和清理，此时稍微放慢货币扩张速度是应当的，但显然，问题的焦点是池子本身仍有问题，而不是流动性过剩本身。待池子加固后，仍然要适度保持流动性过剩，并利用流动性外溢效应进一步壮大池子本身，加速中国向资本性大国的转变速度。

二、基础设施建设超前的利弊权衡
基础设施建设超前的利弊问题也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对于一个处于高速发展期的经济体而言，在可承受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超前于经济发展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带动经济发展并反过来提高对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高铁的建设，几年前，中国高铁大建快上，悲观的人大有人在，认为国人根本负担不起高票价，高铁建成必然亏损，成为国家的负担。现在回头看，高铁网络大大增强了区域间交流的频度和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创造出更多的出行需求，结果高铁运力反而是不足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反之，基础设施的不足则会拖经济后腿，十年以前，中国经济经常经受拉闸限电困扰，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表现。
当前，面对经济减速困扰，政府推出了重在加强中西部地区基建的微刺激政策。有人忧虑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负担，同时会造成新的资源闲置，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的低通车率经常被拿来作为例证。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可以为东部企业内迁和构建东中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密切亚欧大陆经济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适当超前非常必要。

三、产能过剩如何解决？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顽疾”。众所周知，产能过剩容易诱发价格战，导致全行业低利润甚至亏损运营。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多为地方纳税和就业大户，简单关停往往给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影响，市场化退出困难。因此，尽管近十年来，有关部门几乎每年都出台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政策文件，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视野局限于国内，那么解决产能过剩除了大力压缩别无他路。而如果视野放眼于全球，那么可以将问题转换为国内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去”力度不足，解决思路就变成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这也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小大之辩”。近年，国家高层领导频频进行高铁访问，助力中国基建输出海外，显然是从后一个视角为国内“过剩产能”问题寻找解决思路。二战结束后，美国也面临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后借助马歇尔计划将国内过剩产能用于欧洲重建，既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又极大促进了欧美一体化，一举两得。

四、日本经济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吗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很多人都喜欢拿日本的例子作为参考，如果仅仅是参考借鉴倒还罢了，很多人把其当成了教条。上世纪90年代日本因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人言之凿凿地认为中国经济也难逃一劫。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和日本并没有太多可比性。日本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在朝鲜战争时期作为美军重要补给基地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其后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制约和限制东亚大陆向太平洋扩张的战略基地存在，其经济发展一直没离开美国的技术支持和市场开放。与美国的密切关系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决定性助力，同样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和政治上的非独立性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必然存在着天花板。当上世纪80年代日本试图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时，在美欧联合压力下，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而埋下了其后经济崩溃的祸根。日本在大国博弈中的非独立地位，决定了其经济泡沫破灭外因多于内因，而中国则不一样。作为在国际上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大国，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进程等重大金融问题上具有独立发言权，受外部势力干扰较小；就内部而言，中国地域广阔且有13亿人口的体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阶梯形差距明显，具有足够大的内部回旋余地。同时，当前中国经济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日本当年有很大不同，只要应对合理，就不会重蹈日本经济当年覆辙。

五、美国率先走出危机的启示
08年金融危机自美国爆发，全球均受到不同程度波及，尤其是欧洲和外围新兴经济国家，相继陷入衰退。面对危机，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货币宽松政策，但唯有美国获得成功，在一众发达国家中最先有了复苏的迹象。欧洲的量化宽松则诱发了欧债危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日趋乏力甚至面临破产，中国则至今仍在消化“四万亿”后遗症的影响。这就是国家的“小大之辩”，境界不同，面对同样问题采取同样解决方法，效果也大大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美国的独特性在于，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使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很大外溢性，为美国的刺激政策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美国在尽可能享受刺激政策正面作用的同时，能够尽量将负面影响外溢化，从而率先有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对于中国的启示就在于，鉴于人民币远不具备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宜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后续影响；同时，要着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中长期内国内货币政策发挥争取更广阔的回旋空间。

六、消费型经济靠谱吗
近年来，经济学界一直呼吁中国尽快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潜台词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形式，消费型经济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运行模式，因而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全面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真的靠谱吗？美欧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近10年来美国GDP中个人消费占比一直稳定在68%左右（加上政府消费则更高），欧盟GDP中最终消费占比则一直稳定在78%左右。消费型经济体的特点是员工高收入以支撑高消费、第三产业占比高以支撑高收入、经常项目逆差以满足高消费需求等。员工高收入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占优势，结果是制造业外移，国内日益第三产业化，居民日常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高消费意味着高支出，消费型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持续保持收支平衡。欧美国家的做法是一方面占据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等方式尽可能阻挠其他国家染指高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产业链上持续攫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则是依据本币国际货币地位，通过资本输出，获取产业剩余价值。然而从结果上看，欧美国家并未很好解决收支平衡问题，对内债务负担过重，对外国际收支逆差，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对中国而言，考虑到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的现实等因素，现在鼓吹由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并不现实，从欧美国家经历看，全面转向消费型经济似乎也无必要。

——————————————————————–
本文为《清华金融评论》主题征文大赛投稿，文章及其所提取部分内容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广播权等著作财产权授权给《清华金融评论》使用。上述权利的许可期限为著作财产权的法定保护期，许可使用地域范围为全世界。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