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编辑 邢缤心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奠定了中国深化改革的总基调，具有里程碑意义。
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建设性的意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今后金融政策制定和实践引领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本刊编辑部策划了封面专题——迎接金融改革新浪潮。从政策制定者解读、专家探讨及学者分析三个角度入手，深入阐释金融改革政策。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等金融政策制定者或参与者，从各自角度客观地阐述了金融改革精神。上海博道投资高级合伙人孙明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和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健等专家学者对经济金融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本刊试图为您全面反映中国即将掀起的金融改革新浪潮。
中国经济改革良方——市场化
孙明春认为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虽然中国的崛起有目共睹，但结构性问题同样很明显，需要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以空间换时间。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投资。中国的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35%升至2012年的48%。据孙明春估计，未来中国的投资总额将超过以往16年的总和，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将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融资能力产生巨大挑战。同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衰落、工业企业利润可持续性堪忧也是中国经济前行中的现实问题。
《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说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对改革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不改不行，但怎么改？用什么理论指导我们的改革？其实，《决定》中是有药方的。
最关键的一剂药方可谓“市场化”三字。周小川、肖钢、胡晓炼和易纲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金融改革精神时，均将“市场化”放到了首屈一指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本质就是从农业市场化到重工业市场化到金融市场化，中国奇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市场化、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
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金融市场深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如何在增长、通胀、转型三者之间找平衡？
由于金融在实体经济起到“血液”的作用，金融也成为深化改革中关键一环。《决定》提出完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具体内容。
黄海洲指出，金融改革方面的阐释可归结为“四化”：利率市场化、货币国际化、国资资本化、投资证券化。他认为，未来三五年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一个重要的“赛跑”节点，改革到位与否将决定中国在这场竞赛中的“成绩”。
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决定》明确提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会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央行、对企业、对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金中夏认为，利率市场化会改善投资效益，提高资金整体的配置效率。未来利率水平会达到或至少更接近市场均衡的水平，货币政策传导会比过去更有效。利率市场化短期可能会导致存、贷款利率有一定的上升，但从长期来看，均衡利率实际会有所下行。
利率市场化对中小型金融机构冲击较大，银行业行业集中度会随之提升。银行将会转型，往中间业务、收费业务靠拢。目前银行转型的难点在于，资产业务突出表现为业务同质化、定价能力和资产组合管理技术不足，负债业务突出表现为竞争加剧和存款的不稳定性上升。同时，风险管理技术存在较大差距。
张晓朴认为可以采用“定量影响测算（QIS）”手段，通过测算，大致判断出银行在不同利率市场化情景下可能受到的影响。未来，要防止银行倒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则需要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改革并不是一个割裂的过程，而是一环扣一环的过程，金融改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利率市场化会促进银、证、保三个行业的混业经营，混业经营下我国的分业监管架构很快会显现出问题，监管需要适应金融改革的需要。
克服“汇率恐惧”，推进汇率自由化
利率和汇率作为要素市场价格，都是配置资源的重要信号。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也是深化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一说起汇率，市场往往就会自动将其跟“热钱”联系在一起，仿佛热钱是我国汇率自由化进程中最大一个门槛。可是有些槛，在还没跨过去之前是槛，跨过去后就不成为槛。
管涛指出，我们应该克服“汇率恐惧”，把汇率真正变成一种工具，逐渐适应汇率的变化和波动。未来汇率的改革应该是综合的改革，是“三位一体”的改革，可以从汇率调控方式、培育发展外汇市场和改善汇率的供求三个方面进行。
汇率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汇率。放开后，亟需的是建立一整套的监管标准，加强对收支平衡表、投资头寸表等数据的监管，更多从合规性角度出发，通过审慎指标来管理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以及利用宏观审慎逆周期的调节手段。
也有专家学者对汇率自由化的进程提出不同观点。黄海洲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王健则指出，很多案例证明，开放资本项目并没有促进一些新兴国家的增长，反而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停滞。王健建议，中国应该先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再考虑开放资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