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翻译 马拉

克鲁格曼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 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 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 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和很多人一样，克鲁格曼 认为再平衡是中国避免经济增长过早放缓的解决办 法。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 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 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 入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 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 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 及新加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 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 经下滑20~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 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 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 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 为平衡的增长路径。

为何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如此失衡？答案在于结 构调整，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 和服务业为主，会发生这种调整。目前中国的城镇 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而30年前则仅为20%。在 小农领域，劳动力直接创造的产值比重约达90%，而 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直接贡献的产值比例 则接近于50%（其余部分来自其他生产要素投入）； 随着每年数百万农民工从小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 业，其对整体国民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劳动报酬在 GDP中所占比重自动下滑，并导致消费占GDP之比  随之下降。

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克鲁格曼在这里同样犯 了错误——城镇化进程并未对劳动力造成不利，消费 占GDP比重下降也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农民工所获报 酬以及消费支出较进城之前多出了好几倍，企业也能 通过吸收更多劳动力以及利润增长实现扩张，中国整 体也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获益。

在同等的经济发展阶段，前述经济增长不平衡 经济体的消费以及工资增速，要比走平衡增长之路 的经济体快得多。特别是，在实际工资增幅达到两 位数的带动下，中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一直在以每年 8%的速度稳步增长——过去15年来这在任何主要发 展中或者发达经济体里都属最高水平。因此，较平 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以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 一假设，并不成立。

当前的风险在于，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 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 这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 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韩国、日本 和中国台湾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15000美元（按 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开始平衡经济结构的。 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9000美元。如果中国政 府施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中 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撞 上长城。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稳稳地 走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如果中国政府的措施得当，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 最终将作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副产品而发生，而不必 将其当成一个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