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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皓:大众创业与牛市未来

    “股市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好处,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信心和活力。”   2000年,周皓教授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担任美国联邦···

 

 

“股市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好处,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信心和活力。”

 

2000年,周皓教授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风险分析部高级经济学家,负责监管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并向联储董事会提供有关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建议。2013年,周皓回国,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

牛市的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轮牛市的苗头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您如何分析其背景因素?

 

周皓:这次牛市,最早的苗头出现在2014年4月份。当时有一个消息,证监会于4月10日正式批准沪港通业务,并宣布将在年内开通实施。这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巨大改革,它是由内外隔绝的资本市场到对外开放的资本市场转变的重大一步。从那个时候就可以判断,在未来,具体时间不用确定,但股市会出现比较长的上升期,因为我们的钱要出去,国外的钱要进来。很多人从去年10月份才判断牛市要来,但其实去年4月份就能看出来苗头,在上海证交所开户的人就开始多起来。虽然当时股市还没涨,但开户数多起来了。市场和投资者有理性的一面,他们能够判断长远趋势。所以,牛市到来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酝酿期,不是突然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沪港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堪比十几年前的WTO,你怎么看这种说法?沪港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实质性影响?

 

周皓:中国加入WTO是商品的彻底对外开放,带来了中国出口行业巨大发展,连续十几年GDP高达10%左右的增长,以及沿海经济带的大繁荣。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一直是较为封闭的,前些年由于担心国外资本的冲击会带来金融风险,一直不允许国外资本大规模进来。而现在,我们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逐步深入,多样化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老百姓在经历了二十几年股市涨涨跌跌的变化之后,资本市场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对金融开放具备了一定的承受力。

 

我们的股市原来是被市场低估的,上交所的主板公司市盈率是10倍左右,而美国是15倍到20倍。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率比美国高很多,我们的GDP增速在02年后一直在9%以上,最近三年有所减缓,但也超过7%,美国的GDP增速是2%。一个7%以上的经济体比2%的经济体的市盈率还低,就说明我们的市场没有和国际市场接轨,是一个封闭的池子。沪港通让我们的证券市场和国外的对接起来,我们的市场估值更合理,缩小与外国资本市场之间的估值差距。这样看来,牛市的到来是必然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关这个说法,我们也看到一个分析,说中国证券市场过去几年的熊市基本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虽然我们的GDP增速快于美国,但上市公司的质量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才会有多年的熊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皓:从一个长周期看,比如十年以上,股市大概率是与经济发展相吻合的。中国上市公司的估值到底有没有被低估,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与美国股市做对比。因为美国公司的治理比较好,需要公司在财务报表上来体现盈利水平,所以他们的盈利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但中国上市公司的报表并不一定可靠,它的收益有时候体现在工资、报销等名目里,你说公司真的不赚钱吗?也许很赚钱。但体现在财务上的收入很少,这是为了规避税收,或者说,有一些国有企业由于盈利不能体现在员工的奖金上,以费用的形式增加员工福利。在中国,特定的税收、工资、福利体制下,灰色收入比重比较大的情况下,很多公司的收入是以灰色收入即报销这种形式出去的,而不是体现在利润上。所以,这是税收体制的不合理引起个人和企业规避收入的行为,并不是企业不好,而是把利润变成成本给付出去了。我还是那个观点,从长期来看,市场是有效的,投资人没有那么傻,他会辨别什么是真的赚钱,什么不是真的赚钱。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说来,这一轮牛市的基础,首先是以沪港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是被低估的中国股市与国外接轨的自然表现。

 

周皓:对外开放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牛市的到来,不仅是对外开放,也是对宏观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效率,以及经济结构模式的认可,是对这一轮改革方向的认可。

 

股市上今天和明天的波动很难跟实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但学者研究过,十年以上,股市和经济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经济好,股市就是在涨;经济差,股市就是在跌。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在涨,九十年代一直在涨,2000年跌过几次,现在又涨,因为美国经济一直是2%,3%,4%的增长。再看日本,一直在跌,这些年经济的确没有增长。所以,长周期来观察,股市大概率和经济联系在一起。

 

这样看中国,熊市与牛市的更迭就不奇怪了。有些媒体、股评人说前十年好像GDP很高,为什么股市不行,但是你没看到前十年GDP增长的质量好不好,那个时候环境遭到很大破坏,4万亿刺激之后,很多钱都是在国企、大企业之间赚利润,根本没有放贷到中小企业中,很多中小企业都破产了。那种畸高的增长指数是靠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资金在几个银行间转来转去带来的,是一种虚假的增长。股市是看得出来的,五年、七年股市不涨也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否定。

 

三联生活周刊:对,这也是我的好奇,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股市会出现逆势上涨?

 

周皓:现在GDP增长率虽然低了一些,但创业者很多。市场活力很大,企业招工很难,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就说明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是很活跃的。大家可能忘了一点,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小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活力,不光中国,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成熟的大企业很多,经济复苏开始增长的时候,许多从中小企业开始增加就业启动的。所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有一句话,叫small is beautiful,就是“小即是美”,小企业就是最好的。对市场经济来讲,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活力就是中小企业。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巨头,比如苹果、谷歌,早期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起步的时候,就是对经济有很大推动力量。

 

所以,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很长的时期,还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股市长期增长一定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一个是看未来长期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经济增长的希望。股市是企业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预期一百年收益的折现值,如果前几年那种情况来看,预期没有未来,那么毁坏环境的条件下,大家都知道增长十年以后没有后劲了。别看现在GDP增速低一点,但方向是对的,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可能有比较好的增长质量,未来一百年的预期收益是一个高质量的中高速的增长。所以现在股市就高,这是对未来长期预期的改善。

 

 


 

大众创业与金融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您这么解释就很清晰了。简单总结一下,这一轮牛市来临的基础有内外两种环境因素支撑。对外,以沪港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拉升了中国长期以来被低估的公司市值;对内,宏观改革以释放中小企业活力为方向,受到市场认可。经济增速虽有下滑,但股市反应的是一个长周期的经济质量问题。

 

周皓:对,我们看股市的涨跌,不是去看它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涨跌、调整,而是要看一个长周期,看方向性的东西。因为短期内的调整,受制于很多偶然因素,背后还有投资者心理的博弈。但如果放到长周期看,就一定要相信市场,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我们谈论的是大形势、大方向,下面我想请您做一些更细致的分析。首先从融资结构的改革说起。有人说,中国的融资结构过度依赖商业银行,是有问题的,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会压制股市的健康发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股市上涨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什么积极贡献?

 

周皓:依赖银行进行间接融资是不是就一定不好,是有争论的。以银行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实际上各有利弊,英美以直接融资为主,股票债券为主,欧洲和日本则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两种情况都有。中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一个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后来分成四大国有银行,所以融资之所以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是历史的原因。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小企业不适合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通常是成熟的比较大的企业才发股票,债券。起步阶段的中小企业通过寻求天使资本、风险投资等形式,私募融资是比较常见的方式。中小企业成功率低,风险比较高,一定意义上说,融资成本高是普遍的,即使在美国,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比大企业高。

 

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利率似乎有些畸高。这个原因是和体制是有关系的,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体制,导致银行只求稳定,不求冒险,把钱借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如果经营得好,把钱还给它;如果经营不好,政府替国有企业把钱还了。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市场体制。站在银行的角度看,同样一个民营企业,即便很有前途,但有风险,便不愿意冒这个险。国有企业好坏都有政府兜底,银行就没有动力把钱借给中小企业。不管是国有商业银行,甚至股份制商业银行,看到这种情况都会选择稳妥放贷,这是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离谱的原因。因此,商业银行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急需改革。

 

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两种:第一,国有企业要改,要改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有硬约束,不能说经营好了,就拿高工资,经营不好,国家给你兜底,最好把你变成混合所有制,经营好了都应该得到奖励,不好的话也可以破产。第二,银行也要改革,不能只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国有商业银行,要鼓励那些民营的小银行。前一段时间银监会说给五家民营银行发牌照,我说五家不够,五百家,五千家才可以。欧洲有六千家银行,有十几家大的,其他几千家都是小银行;美国有四千多家银行,有十家大的,其他几千家都是小的。小银行做什么?他们对自己周围这些中小企业熟悉,就为他们服务。

 

所以,最近的改革都是针对你刚才的问题,要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是要改变金融体系中只服务软约束的国家保本国有企业贷款的模式,要它走向有效率的愿意承担风险的模式。小银行存款虽然只有几千万,却愿意贷款给小企业来挣钱,未来的收益不会差。所以,不能简单地评判银行体系就不好,资本市场就好,而是银行体系本身要改革,要分化,要有多层次的银行,不能只是大银行。

 

三联生活周刊:大银行的崛起与低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过去几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地方政府是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银行的融资。在土地财政助推下,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输血功能越来越弱。

 

周皓:这种现状和金融危机有关系,金融危机之后要刺激经济,鼓励地方搞土地财政,盖房,地方没钱的话,就通过银行借钱,地方和银行过于亲近了,银政一家,很多的腐败就和这种发展模式有关。现在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切断这个联系,走市场化的途径,如果地方政府需要钱,就发地方债的方式,银行不要和地方政府穿一条裤子,大家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价,不能你给我点儿好处,我给你点儿好处,这样很可能就把自己的干部扔到腐败的陷阱里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股市的上涨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会带来哪些支持?创业板、新三板市场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改革会带来哪些影响?

 

周皓:这一轮牛市,创业板和新三板都是亮点,但要辩证地看。新三板、创业板部分公司市盈率高到几百,这就意味着几百家企业可能将来只有一家能存活,这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要求一般股民要有很高的承受能力。投资新三板、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是有承受能力的,但普通百姓并不适合。把养老金投在这个一百家企业只有一家企业能够存活的市场里面,是风险极高的。所以,我们对投资者要进行很好的教育,这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并不是适合每一个投资者,可能适合机构投资者。

 

股市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好处,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信心和活力。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创业的想法,做成一定规模后就能在新三板、创业板融到资金后继续发展壮大的话,那实体经济中愿意冒风险办企业的人就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当中,愿意当企业主,愿意创业的人多,经济的活力就大。美国经济的特点是,很多人愿意创业,破产了没关系,破产了再去上学,或者到父母的车库里再住一段,再去创业。一个经济中,如果大家愿意创业,创业失败之后,社保体制能够保障他的最低收入,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就会非常大。新三板、创业板是给社会一个创新、创业的机制。如果大家不愿创业,都愿意当公务员,都愿意在事业单位里面泡杯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萎靡。

 

新三板、创业板给大家的暗示是,如果你愿意辞职去创业的话,是有可能拿到钱的,你可以试一试。干不成有社保最低保障,如果干成了,不光对对自己财富有很快的积累,对社会也有所贡献。所以现在80后90后并不是那么在意一个稳定的工作,两个手机一杯咖啡就可以办个网店,开个小企业,技术和资本市场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所以,相比实质性的融资,股市上涨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对现在新的就业、创业模式的一种认可,让大家重燃信心和希望。

 

三联生活周刊:你讲的这个太重要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固然重要,对中国社会活力的重启更为重要。股市的角色,为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融资支持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对整个社会活力的调动,是对改革信心和希望的调动。

 

周皓:是的。因为能够进入创业板和新三板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能够在这里面赚到钱的投资者也是少数,这种投资者一般是机构投资,赚钱只有百分之一,五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因此,新三板、创业板对个人投资者来说风险是很大的。但它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在于活力和希望。尤其最近两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家经历各种创新,像打车、送餐、看电影等等,原先很不方便的事情,现在都很方便了。这都是创业公司的贡献,而且创业创新的人都很年轻,很多都是二十多岁,我们看到的、自己经历到的,和市场都是一致的。这些都是这轮牛市的背景。宏观经济政策是基础,新三板、创业板的牛市和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创新互联网有关的服务是相关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这和2007年那一轮牛市就不一样。那一轮是大企业推动的,这一轮创新及改革推动的。

 


 

政府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创新经济的表现有目共睹。但这一轮牛市中,以“中”字头为代表的大国企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像中国北车、南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这些大型央企,在“国企改革”和“一带一路”两个主题的带动下,股票翻了几番。你怎么看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短期的市场投机反应,还是一种长期的市场趋势?

 

周皓: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存在,每一轮股市上涨的时候都是行业滚动,每个行业开始随行情轮动的时候是很难解释的,有时候一个谣言或者消息就能带动一个行业指数的上涨或者下跌,所以要看稍微长一点时间,把市场情况加总起来,看整个经济和整个股市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如果只看具体行业,大家都在炒作消息,它涨过又跌下去,加总起来就抵消掉了,要看比较长期的、还要看所有行业加总起来的趋势。在经济学做的研究中,经济波动的趋势和股市整体的中长期走势,是非常紧密的。

 

国企改革,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肯定还是我国经济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加上最近两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国际市场,为这些特定领域内的大型央企提供了一些市场机会。因此,他们的上涨也是市场的正常反应。但是,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投机,有多少是真实的基础,就要放到一个长时间段内去分析。不能仅凭几个月的涨跌去肯定或者否定一个行业和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最近几天市场议论的焦点问题。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醒投资者股市的风险,紧接着接连三天,股市大跌,上证指数跌去8%。很多人会联想到2008年那一轮暴涨暴跌,会有一种恐慌的情绪。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皓:股市连续跌了三天,是不是一定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起了作用,也要辩证的看。除了媒体,还有一系列技术性因素在里边,比如新股发行、市场流动性减少、提高印花税的传言等等。我们以前老百姓承受风险的能力小,对股市的涨跌非常敏感,但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了,在证券市场上投资的老百姓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股市一跌就去市政府静坐,现在经过涨涨跌跌也习惯了,股民也进一步成熟了。对这种涨跌不必过于恐慌。

 

 

这轮牛市是经济的正常发展,不是政策推手下的结果。这两年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实质的变化。我觉得要看投资人的行为,有多少人开始投资,开始在证券市场开户,老百姓不是傻子,有人把交易所里的大爷大妈说的很傻,但他们不是,他们看得清什么是机会,什么是长远的机会,什么的是正确的方向,我觉得投资者是有判断力的。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中国的投资者结构不合理,股市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散户,换手率特别高,机构投资者比重很小,所以才会造成股市的大涨大跌,不稳定。

 

周皓: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机构投资者还是很大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个,中国没有对外开放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很多外国机构投资者是非常愿意投资中国市场的,现在沪港通开通,将来能不能更全面开放,允许外国投资机构直接到中国投资。机构投资者多了以后,中国市场的理性化投资行为就会更加显现。所以,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解决起来不是那么难。只要真正对外开放,外国投资者愿意进来。对牛市长远的预期是乐观的。像我以前在联储工作,联储从来不评价股市一天两天的变动,因为这里面很多是噪音,但长期的变动一定是和经济基本面能够吻合的,一天两天的短期波动是很难解释的。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这也反映了决策层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期待一个牛市的到来,另一方面期待的又是慢牛,担心短期过热会导致疯牛,造成市场大涨大跌。你怎么看在这种市场形势下,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周皓:决策者想促进股市良好发展,又不能干预它每天的上下波动,这是挺微妙的一个事情。我长期在美国央行工作,央行和很多监管机构的一个原则,就是决策最好不要带来市场大幅度的波动。最好的政策是能够和市场预期比较吻合的政策。比如,现在通货膨胀比较平稳,我们不会提升利率也不会降利率,市场是这样预期的,央行就最好不要升降利率,因为现在升息降息,就会带来股市大幅的下降或上升,和市场比较理性的预期是不吻合的,会带来市场的大幅波动。政策出台的时机是要最小地减少市场的波动,这一般是政府通常采用的决策原则。

 

大家都有良好的愿望,都希望股市长期在涨。但股市有它的趋势,也有随机性,即使对趋势判断很准确,但围绕趋势的波动可能判断不是很准确,所以我们也不必过于纠结它是快牛还是慢牛,是快熊还是慢熊。因为事物总有自身的规律,比如我相信这轮改革长远来讲,是能成功的,那我就相信,股市长远来讲是健康的一只牛。但是,健康的“牛”中间也会生个病,会摔跟头,这也是正常的。所以大家要抛开一些理想的想象,觉得牛市一定就是一直缓慢上涨的,这不现实,也不符合市场规律。牛也会突然生病,人也会突然生病,运动员也会突然生病跑不了马拉松,这里边有你能控制的因素,还有你不能控制的因素。所以,愿望归愿望,现实还是要交给市场去评判。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政府的角色,就不得不说中国股市的特殊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除了承担融资任务外,还承担了一些额外的政治任务,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脱困,等等。那么,你怎么看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在当前改革进程中所承担的任务,或者所扮演的角色?

 

周皓:回顾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刚建立的时候要先恢复资本市场,90年代末期要支持国企脱困,2000年之后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相当于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第二次国企改革。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经济中民营成分已经占了很大比例,甚至在股市中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在这个阶段,国企改革虽然在股市当中承担一定作用,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总体来讲,资本市场还是回归到为企业融资的本来属性上,通过它让企业上市,首次融资,再次融资,给实体经济输血,使创业梦想能够兑现,创新得到回报。我认为这个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责任。牛市到来是为企业获得融资,使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得到回报,鼓励经济创新,这是今天资本市场大发展最主要的任务。

 

过去,股市和实体经济之间连接的通道不顺畅,就很容易造成隔离,股市的钱不能有效反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又不足以支撑股市健康发展。现在,这两个池子之间的通道在改革中不断通畅起来。资本市场本身不能是隔离的,企业既要能上市,也要能退市,这样才能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长期封闭的资本市场就是赌博机器,现在开放了,上市的多了,也在考虑退市机制,这样才能变成对实体经济奖励回报的健康机制。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监管层怕企业上了市股票大跌,就不让上市,股市是封闭的,就容易成为少部分人的一个赌场。

所以,资本市场只有自己不断改革,才能为实体经济更好地服务。现在草拟改革方案的方向,都是要跟外国资本接轨,企业自己能够上市,也能够退市,不好的企业要得到惩罚,还要搞兼并机制,好的企业能够把坏的企业并购进去,这些都是加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改革的步骤。一个完善的、不分割的资本市场,才是对实体经济有用的资本市场。

 

 


 

未来,国际化

 

 

三联生活周刊:自身要改革,还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GDP第二的大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更加紧密,沪港通之后,资本市场的开放未来会如何进一步推进?未来中国的普通投资者将面临一个怎样的全球化投资机遇?

 

周皓:沪港通只是开了一个小口子,有一定限额的。内地证券市场首先和香港联通,而不是直接和纽约、伦敦联通,这符合小平同志改革的设计思路,他曾说过:市场经济的东西我们都要搞,但我们不搞一步到位,我们要先试点,试点好了再推广。特区、自贸区都是试点,金融改革、股市也是一样。我们先搞一个试点,大家能承受了,以后再推广。沪港通现在看来是成功了,那以后可能会有深港通、沪纽通、沪欧通,这些如果推行都是先搞试点,成功之后再加速推广。

 

沪港通开通后,老百姓既可以买国内的股票,也可以买香港的股票。但实际不止如此,香港是国际性股市,欧美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也是可以的,所以间接地,中国的投资人可以通过购买香港的股票和其他欧美公司在香港的DR(存托凭证),来间接购买欧美的资产。可以展望,不久的将来,证券市场的开放,应该能够让中国投资者可以全球配置股票,不光香港,欧洲、美国、日本都可以。

 

需要强调的是,证券市场开放只是第一步,之后是债券市场。现在中国老百姓只能买国内的承包债理财。证券市场开放之后,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债券市场也要对外开放,外国公司可以到国内融资人民币债,现在已经有例子;我们的公司也可以去国外融资,投资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既可以买人民币债,也可以买美元债。这是沪港通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想请您再讲讲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的开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否有先后之分?

 

周皓:允许人们走出去,对外投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必须要走的一步。这项工作我们准备了十几年,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人民币汇率走向市场化就是一项必要条件。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准备基本完善了。从去年开始,不光人民币的兑换,资本不断开放,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讨论特别提款前的一揽子货币计划时,人民币也是其中之一。这样,人民币就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重要责任,就是它要有很强的外汇现汇交易市场,大家可以随意交易、兑换;还要有外汇期货交易市场,大家可以随意的对冲它未来的风险,各国的央行也可以用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所有这些,已经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程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贸易的使用、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包括到国外创办企业,各种准备已经完善,国际资本也基本认为人民币是合理估价,总的来说,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为什么克强总理、小川行长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谈话的时候说,我们准备好了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货币,可以作为特别提款前的一揽子货币的成分之一,可以将人民币纳入国际主要货币之一的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它们互为条件和基础。只有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才有坚持的保障;反之,资本市场不断开放,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货币。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投资者的实质意义?

 

周皓:相比普通投资者,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关系更紧密。国际化之后,最主要的好处是对于企业经营投资有极大的便利。比如企业在进行物品、金融服务的交易时,如果可以直接接受人民币的话,就不必再换成美元,换成欧元。现在我们有很多企业具备对外扩张的能力,但如果不具备金融货币转换的灵活性的话,会觉得掣肘。另外,都要换成第三方货币的话,也有外汇汇率波动的风险。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好处。

 

作为普通老百姓,可能只是兑换外币的时候手续费会低一些,但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但对于资产充裕的投资者,人民币成为国际储蓄货币是很有好处的,不用换成第三方货币,首先是方便,其次是便于保值。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中国需要一轮牛市,不仅可以助推国内实体经济发展,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争夺资产定价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皓:我觉得这个看法多少有些误解。觉得纯粹交给国际国内融通的市场来定价还不够,还要我们来主导定价权,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市场定的价是最有效的价格,国家或某个企业可以通过更大的定价权,或者垄断,或者行政干预,或者在国际资产市场上不合规操作来定高价,但定高价有什么意义呢?定高价卖不出去有什么意义呢?市场定价才是最有效的价格。带有民族主义和阴谋论的讨论会吸引眼球,但从经济学上讲是赚不到钱的。嘴里说着痛快,放到钱包里没有。还是要交给市场来主导定价,而不是政府或者垄断企业来定价。这一轮牛市,放在当下改革的大背景下去看,除了给人以希望和信心,还应该让大家更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是那句话,要相信市场、敬畏市场。

 

(来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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