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并且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领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另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即将迈入第三纪元，并将在这个纪元中成为一家不可或缺的机构，催生“新平庸”(new mediocre)时代被认为必要的全球经济改革。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否在走下坡路上。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篇社评中警告称，由于亚投行吸引到了美国的一些最坚定的盟友，世行被边缘化的风险已经加剧。但这掩盖了“隔壁”正在发生的、同样意义深远的变化。IMF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力还得到了增强，而亚投行引发的争论掩盖了IMF充当“新多边主义”旗手的抱负。

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机能失调的美国执政精英阶层未能接受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会有何后果：他认为亚投行的诞生与IMF改革僵局有关。与其新竞争对手不同，世行受制于“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普遍限制”。更为根本的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坚持不予通过已达成一致的IMF治理改革，这些改革将“更接近于给予中国、印度等国家与其新经济实力相称的IMF表决权份额”。但这种“世纪末”的心态有点过头了。

正如艾伦•贝蒂(Alan Beattie)3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辩称的，且不说中国将美国的盟友纳入亚投行是在示强还是在示弱，世行与IMF的命运可不是捆绑在一起的。它们都不是美国衰落的有力证明。当世行艰难地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和突出地位时，IMF正在向前看。聚焦国内事务的美国国会阻挠了IMF的治理改革，使得美国在IMF的否决权及其事实上的领导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IMF并未陷入世行那样的合法性危机，尽管IMF自身的领导层表示此次改革对该组织的效力与合法性至关重要。

自2010年实现机制复苏以来，IMF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超出其能力和授权的政策问题上已崭露头角。IMF还扩大了其核心职能。这一时期，它签署了逾35项新协议，并在应对欧元区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远没有被边缘化。现在，IMF的监督包括深度介入各国国内金融领域，以及通过其定期的溢出效应分析发布的公告——这类分析会检视系统性国家和地区对彼此的影响和对全球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IMF还将自身重塑为一个辩论的支点，辩论主题包括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平等带来的经济挑战、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必须实施的紧迫能源政策改革、财政可持续性、乃至如何应对瘟疫以防影响到经济。

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最新公报中的一段话，揭示出IMF使命的悄悄改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IMFC呼吁IMF拥抱“新的多边主义、以求得可持续的未来”。这突显出为了支撑全球经济，IMF的核心职能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萨默斯揭示出了这些改变的划时代意义：放弃当前这种“让‘借款’国承担调整责任”的制度，转而发展“一种让‘盈余’国也分担责任的对称制度”。与世行的许多模仿者不同的是，IMF目前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者（正如我去年为beyondbrics栏目撰文时提到的那样）。IMF还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重大技术援助和大幅加强的监督，这些都是难以复制的。IMF所设想的治理改革步子不大。该组织的决策仍将由最富国家合力操控，或许正是这一特点最能保证IMF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将是决定下一代的经济、发展和气候目标的一年，7月份的联合国发展融资(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峰会、9月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峰会和12月份的气候变化大会(COP21)将议定这些目标。IMFC在其上月举行的半年度峰会上，敦促IMF“为直至2030年及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框架”。IMF必须提高“宏观金融弹性，增加收入调动，帮助填补基础设施空白，强化能力建设，并推动包容性增长”，同时要加强其在性别、不平等、卫生乃至脆弱国家项目上的努力。联合国会议的事情就说到这里。正当IMF在“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找到新角色时，我们可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IMF时代。但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点。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