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经济学家司克礼（Karlis Smits）
文/ 本文编辑王茅
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的“全球金融论坛”将于2015年5月23—24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常态，新金融”。为此，《清华金融评论》专访了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经济学家司克礼（Karlis Smits），请他谈谈在新常态下，对中国经济前景、地方性政府债务，以及影子银行的看法。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
《清华金融评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在7%左右，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增速下调的问题？
司克礼：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缓，正在调整适应一种所谓“新常态”，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增长幅度虽然放缓，但质量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得到更加公平的分享，同时解决以往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向速度减慢但更可持续的模式的自然过渡。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从绝对值来看，现在7%的增长规模就增加值而言远远大于5年前10%的经济增长规模。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变化，包括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供给朝着新常态转变，提高生产率和创新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而不是像过去主要靠资本积累实现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主要靠制造业，而是向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转变。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的红利不像过去依靠资本积累所取得的红利那么大，但能够实现更加公平的分享。与过去快速工业化的模式相比，资源利用的强度下降，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减少。需求方面，经济增长来源也需要从投资拉动向内需消费转变，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体量较大，所以要实现转型，需要让内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向新常态过渡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政府不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而是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比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这些都需要时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来调整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要确保转型有序地进行，不造成风险，比如不要对金融业的就业市场施加压力而造成风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稳定的失业率都是政府的目标。在转型中，一定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保持就业率、收入和工资的稳定，避免大的波动。
《清华金融评论》：您认为，多高的失业率可以接受？
司克礼：这里有一个如何计算和评估失业率的问题。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改进失业率报告和评估制度。在政策目标上，保证新增就业、特别是城镇就业的增速维持在健康水平，要能吸收新增就业人员，比如大学生就业。中国2014年很容易就实现了新增就业的目标，所以说城镇就业增长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要确保新增就业人员的吸收率。
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经济增长模式要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像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去三四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但没有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压力，因为服务业吸收了劳动力。
《清华金融评论》：在中长期（未来3～5年）以及长期（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视角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如何？经济增长质量如何衡量？
司克礼：每个国家都有中长期目标，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收入社会。这个政策目标，需要中高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持。这里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能够在中长期维持可持续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潜力”，就是在充分利用所有资源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可持续的增长率。我们在《2030年的中国》和《城市中国》报告里研究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到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放慢到5%左右。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采取了一切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措施，经济增速是否还会继续放缓。但显而易见，如果不实行结构改革，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包容性、可持续性，经济增速放缓将会更加严重。
《清华金融评论》：未来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什么？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范？
司克礼：最大的挑战在于，由老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中，如何解决老模式产生的不平衡问题，比如从对投资依赖型转向消费拉动型，这种过渡要有序地进行，避免出现经济突然大幅下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去杠杆，对过去5年快速积累的大量债务实行去杠杆化，因为投资主要是靠信贷积累来完成的。金融部门的低效导致的资本错配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的办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同时，解决现有的信贷资本存量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另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将来要更多地依靠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这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政府的作用也要发生转变，不是直接指令和干预，而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
《清华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吗？
司克礼：我们并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从大的背景上看，虽然规模很大，但总量还是处在可控的水平。
一个大的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虽然总量可控，但积累速度非常快，一些地方尤其明显，给未来造成压力。地方政府不能长期以这种大规模债务积累的方式来为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推出新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停止大规模举债活动。不过这里蕴含的一个风险是可能导致经济活动速度减慢，因为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可用资金来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首要目标是要有序地解决地方债问题，确保平稳过渡；其次是要确保任何举债行为都要通过透明的方式进行，让中央政府了解其债务积累状况。采取透明的方式和适当的举债工具，比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可以获得较低的利率，探索创新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清华金融评论》：中国政府表示，要进行人民币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这是否意味着市政债将在中国获得大发展？在推动市政债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风险？
司克礼：推动市政债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债券是一种工具，要求要有市场，要有买家，面临的挑战是要提高透明度，要确保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信用评级。投资者要购买债券，就需要了解投资这种债券财务上是否稳健，信用评级机构需要发挥积极作用，政府需要公开财务报表、预算安排、融资方法。
其次，要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投资者往往不看报表，而是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出现问题时中央政府会出面救助。要让市场参与者也进行风险定价，不要仅仅因为是政府债券就去买，由于市场参与者缺乏纪律约束而造成债务积累。
第三，需要一个发达的、深化的债券市场，要有能力吸收所有未偿还债务存量。1万亿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总的未偿还债务存量要大得多，建立地方债券市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建立吸收能力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
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子银行
《清华金融评论》：世界银行对影子银行的定义是什么？您认为中国影子银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存在于何种形式当中？规模有多大？
司克礼：对于影子银行，我们没有正式的定义，我们将社会融资总量减去银行贷款，余下的就是非银行信贷，所谓影子银行，采取信托贷款、理财产品等形式。
在任何大的经济体中，都有影子银行的成分，在特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影子银行的出现是针对传统银行的扭曲问题，比如存贷款利率管制，影子银行的出现是为了绕过利率管制而设计出的工具。
不管是传统银行，还是影子银行，金融部门的目标都是在系统内高效地配置资本，一些行业部门目前存在资本与信贷的错配，比如国有企业部门，它们能相对容易地获得信贷资源。
所谓影子银行产品，通过更合适的利率为资本如何配置发出信号，不过，通过影子银行使得很大一部分资源流向了一些效率不高的领域，比如造成资产泡沫、房地产领域过快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举债也通过这种工具。所以，中央政府去年采取了措施来限制影子银行工具，并坚持不懈地推进传统银行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家庭对影子银行工具的需求。
《清华金融评论》：您的基本判断是，影子银行是一种创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司克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解决传统银行的市场行政化管制方面，影子银行过去是一种创新手段，但并不意味着投资能产生最佳效果，因为影子银行的投资往往缺乏对长期资本配置的判断，只关注短期回报率，以便能向储户提供高收益，因此，资金往往流向了回报率较高的房地产等领域，而不是投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比如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子银行发挥的积极作用在于，它的出现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了竞争压力，能推动传统银行业加快改革步伐，推进利率市场化。
《清华金融评论》：伴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会出现什么变化，影子银行未来会出现什么变化？
司克礼：首先，商业银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存款利率，这会对它们的盈利产生影响，推动它们提高运作效率。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如果与其他理财产品一样高，且有存款保险的保障，5月1日起施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将会逐渐消失，因为没有了利率方面的优势。而且，如果一家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一笔优惠信贷，就不会再转贷了，因为利率都统一了，没什么差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