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内蒙古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海平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思路应是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同时还要在资金的需求端解决好各类主体发展和融资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近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引起空前热议，不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能够听到对该问题的讨论。既然该问题的关注面如此广泛，就不能等闲视之。笔者认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需要从道、法、术、器、势五个层面入手，相关的思辨也要围绕这五个维度展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道就是要定义问题，寻求其本质与根源，进而按照规律寻求其解决的思路与方向；法就是要建立规则与制度；术就是要找到制度落地的方法、策略与管理的办法；器就是要创造或者使用恰当的工具；势就是要在恰当时机做正确的事，且形成合力。

探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之道

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与解析。要确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谁的诉求，在当前这个时间段出现此问题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如果该问题得到解决，其理想状态是什么，达到理想状态的路径是什么。

首先，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代表了谁的诉求。我们观察到，呼吁融资难融资贵的主体有很多，但其合理性需要甄别。如果是地方政府呼吁融资难，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不应该算作问题。政府目前的杠杆率已经很高，融资难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高杠杆、产能过剩的企业呼吁融资贵，我们认为，也不应该算作问题，因为这些企业风险很大，按照风险定价的原理应该很贵。实际上，我们观察到，部分主体、部分行业尽管杠杆率已经很高，融资依然较为容易，成本也不高。真正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是三农等部分行业、小微企业等部分主体、县域等部分地区。

其次，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凸显。在我国经济去产能、去杠杆的关键时期，许多经济主体在过去的思维定式作用下，希望通过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吁影响货币政策走向。这完全是过去过分依赖融资、过分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对新常态政策环境的本能反应。实际上从各个微观主体的情况看，呼吁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或经济主体，大部分并不能提供资金的有效需求。而从M2及社会融资总额增速来看，目前并不存在总体性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三，融资难融资贵的本质。综合各类数据和观点，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无疑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而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挤出效应下的部分行业与主体的结构性难题，具体而言包括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对农业等行业的挤出、大中企业对小微企业的挤出，中心城市对县域地区的挤出。因而，对该问题的解决，绝不是重走宽松货币政策的老路。实际上，如果那样，中国经济重启加杠杆过程，整个宏观经济必然失控。

第四，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应该说，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都能够以合意的成本得到想要的融资。试想，市场中提出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满足率达到多少可以视为融资难问题得到解决？而利率达到多少可以视为融资贵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此类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数量上的答案，只有机制上的答案，即在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相对开放、市场规则相对完善、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竞争相对充分情况下的均衡状态可以视为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的答案。只要市场是相对开放的、规则是相对完善的、竞争是相对充分的，那融资满足率、资金定价的合理性就不容置疑。否则，此类争论将永无休止。

第五，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方向。从上面的讨论看，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思路应是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同时还要在资金的需求端解决好各类主体发展和融资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构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之法

在法的层面，就是要围绕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围绕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安排各类机构的准入管理。要完善各类机构的准入条件，并向社会公布，使各类资本均能够投资成立金融企业。

其次，完善各类机构的监管制度，在简政放权的大放下，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既要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维护金融稳定，又能够鼓励金融创新。从制度上，大力扶持各类金融新业态、各类新型金融企业的发展。

第三，围绕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进行制度限制。近期，笔者与许多地方性银行的风控人员进行交流，发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很多银行的信贷投放方向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对小微企业的热情在减退，对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则更加热衷。这反映了银行信贷管理者一些固有理念的复活。如果地方政府这样的融资者存在，对于市场资金的配置绝对是一个扭曲。因此，以43号文为核心的地方债务管理制度对此进行了限制。对此类文件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防止地方政府以其他变换的方式扩大融资。

第四，围绕消除挤出效应进行制度设计。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上文提到的几个方面的挤出效应。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为各类主体、各类形态的经济体创造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从资金的需求侧创造相对充分的竞争环境。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需要其他经济领域方面的制度建设。举例而言，如果农地制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则三农融资难的问题就可以大幅度缓解。

第五，围绕提高金融效率进行制度供给。实践中，有很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金融市场配置资金功能的实现，制约着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提高。对此，要对症下药，尽快治理。例如，前段时间针对影子银行的超常规发展，监管机构出台了以127号文为核心的同业业务新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影子银行层层加水的状况。

设计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之术

要将制度落到实处，还要讲究具体管理的方式、技巧及策略。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求做好相关制度落实的过程管理。在术与器的层面上，不仅政策制定者要发力，而且要千方百计激活金融企业的创新动力。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就是要强化管理，强化具体机制与策略的应用。一是要严格执行金融统计制度。对于小微企业贷款而言，要严格执行工信部的划型标准。对于涉农贷款而言，要严格执行人民银行涉农贷款统计口径。根据笔者的了解，部分商业银行在统计制度执行方面并不严格，意味着这些银行对于支持小微企业与三农的一些政策，落实程度可能存在偏差。比如，如果统计制度执行有误差，银监会要求的小微企业贷款“两个不低于”目标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就存在疑问。二是采取措施提高监管规则执行力度。笔者主张，不轻易出台监管政策，一定出台就要严格执行，对执行有偏差的机构严厉问责，以此推进制度的落地。比如，如果对127号文中规定的“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执行不严，则金融机构必然会以不断变化的交易形式、交易结构逃避监管。三是对于改革措施要进行过程管理，通过持续的后评价实现持续纠偏。比如村镇银行的制度设计，本身是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的，如果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可能要形成一定的鲇鱼效应，问题是，有的村镇银行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但监管部门也并没有进行纠偏。四是要精心设计监管的指标、目标与策略。比如，定向降准或者存贷比监管比例口径的调整所释放的货币如何才能保证继续用于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用于三农和小微企业，这就需要合理地设计指标，并强化管理。

从金融企业的角度看，就是要针对融资进行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进行信贷管理方面的创新。比如，小微企业批量授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授信成本、收益、风向匹配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难题。再比如，小微企业专营机构的设计、涉农支行的推出，都有利于解决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外，不管金融企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模型，资金的价格不外乎是资金成本、管理成本、风险成本与利润加成的函数。资金成本的上升虽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方法加以解决，但货币政策受制于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作用空间有限。风险成本取决于融资企业，借款主体和债项结构确定后，风险成本也就确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空间有限。相对而言，只要商业银行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单位资金的管理成本就有下降空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就很可能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即使其通过创新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未必会转换为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而可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利润。所以，还需要其他层面的引导与管理，才能促使金融企业积极开展创新并逐步合理化其利润加成以及相关的利润考核，从而惠及广大融资者。

创新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之器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需要工具层面的创新。不仅包括政府、央行、监管部门对政策工具的创新，还包括金融企业对融资工具、管理工具、管理技术的创新。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需要政策工具、监管工具的创新。目前这方面的创新包括：一是定向降准，即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进行降准。这方面的工具还有小微企业再贷款、涉农再贷款、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等，这些工具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银监会刚刚批准了27家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格。利用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对现有信贷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创造了条件。在破解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的目标下，监管部门可以进行更多的工具的创新。除金融部门之外，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与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向三农、小微企业等领域投放资金。

从金融机构的视角看，一是任何专属于小微企业、涉农领域的融资产品创新，客观上都有利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比如，目前各家银行围绕小微企业的产品创新，客观上起到了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作用。二是任何有利于降低融资操作与管理成本的工具与技术创新，客观上都有利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比如，基于大数据的快速风险评价方法，从长远看，能够降低商业银行办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成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

形成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之势

直观地理解，势就是选择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就是要在采取行动时考察其先决条件是否具备。同时，要考察所采取的行动与其他政策措施是否能够相互兼容，形成合力。就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看，上述所讨论的制度、策略、方法、工具，若单独应用，可能收效甚微。例如，信贷资产证券化释放出的信贷资源，如果原有的资金配置机制和动力没有消失，则新的资源仍然不会向三农、小微企业倾斜。制度设计的初衷再好，如果后续的执行过程没有得到持续监控，执行效果必定大打折扣。比如，定向降准这样的工具，如果单独使用，就不会产生很好的作用，但如果与一定的管理规则配合起来，就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制度政策的出台、监管规则的变更、政策性工具的使用都需要科学地选择时机，顺势而为。另一方面，要注意制度政策与工具创新的协调配合，通过政策、策略、执行、工具的组合，形成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合力。

（ 本文编辑/张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