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与发展》

本文翻译、编辑/王茅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针对全球变暖、提高需求、长期性经济停滞、包容性和不平等的问题提出独到见解。

包容性促进并适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

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迈克尔·斯宾塞

在全球经济领域，存在诸多迫在眉睫的挑战。在我看来，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挑战在于适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以及完成二战后所开始的融合过程。这孕育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不但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有望下降，并且有望帮助那些健康的、生产率高的，且富有创造力的人获得更多的机会。二战过后，全球有85%的人第一次经历了经济显著增长的繁荣景象。包容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种包容性有望概括一百年的经济特征。但是让这一切成为现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若想实现包容性，心态、政策应对以及国内外的机构都应当有所调整。目的在于使得发展中世界的崛起惠及尽可能多的人，尽管这可能导致相对价格、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收入和财富分配发生显著变化。

这个融合的过程若能成功，将在未来25～30年的时间里推动现有的全球经济规模增加两倍，倘若我们的基准是以融合过程的起点，即1950年起算，增长的规模将会更加可观。但是，如果在这段旅程的开始阶段不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进行调整，那么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甚至停滞，更糟糕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环境和生态遭受破坏，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所有经济体的发展，都依赖于各自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基础。当投资不足，资产处于下降当中，或是处于持平的状态时，经济增长通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这种情况无法长时间存在。我们发现，自然资源是非常关键的资产，能够增强全球经济的基础。

对自然资源投资不足，不但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最终还会破坏经济增长本身，导致经济出现负增长。不难看出，当前衡量自然资源的状态是我们走向全球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一步。

另外还存在分配的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科技和市场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加强，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中间商不断减少，同时全球供应链条不断优化，这使得某类就业人口持续减少，或是消亡。由于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如此之快，就业市场出现了失衡，人力资本无法与全球经济变化中的劳动力需求端相匹配。促使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等领域加速恢复到平衡状态是当务之急。即便恢复平衡的速度会加快，但不平衡问题依旧存在。

当前，就如何应对现有的各种形式的不平衡问题，各界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将精力集中在解决贫穷问题上，余下的问题交由市场决定。也有人对“绝对的失败者”（例如失业的年轻人）以及义务分担表示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类似此轮的大规模经济冲击之后。还有人将注意力集中在绝对与相对利益及亏损方面，强调绝对的利益及亏损。尽管存在着不同观点，但是经济社会（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大多都有着进取心。

数字技术能节省劳动力、提高技术水平，同时节约资本，如果数字技术果真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非常强大，那么这些技术将显著提高生产率。但是结果并不明显，至少在高收入国家中没有体现出来，照理说应当会生产更多的产品，消费更多的服务。或许提高的生产率应当用于扩大休闲活动，比如缩短平均的工作周。如果这样操作，我们在提高福利方面就需要采取更多的综合性措施，而不是看重市场交易中可记录的产品与服务的总价值。倘若就业模式保留原样，上述的革新就很难奏效。传统观点认为，全职工作是主流。

说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全球协作，认为这个领域是失败的这一观点是不公平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在推动全球经济开放、促进贸易公平，以及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上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各国政府和央行在应对危机问题上进行了合作，做出了关键性的积极贡献。国际金融机构在减少新兴经济体的贫困、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稳定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与影响力不断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改革就显得滞后了，这破坏了这些机构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从而影响了它们就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合作的能力，特别是在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但是这种滞后所带来的“溢出”影响基本上被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制定机构所忽略，任期的约束使得他们专注于本国事务。政策制定者们将注意力放在个别的领域里，甚少关心那些影响力更为广泛的政策决定。

有效的超越国家的治理方式还远未实现，只要看看欧盟和欧元区的情况就能探出端倪，希望将全球各自独立的经济体，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统一进行监管，实行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将面临多大的挑战。这里面涉及到国家主权、识别度，以及民主自决等深层次问题。

我们的子孙后代注定将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其经济体量和能力将大幅扩张，相互联系将更加紧密，分布也相对均匀，而各个地区的收入情况、发展阶段，以及文化状况大相径庭。学习如何让这条发展道路变得可持续、稳定、顺利，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巨大挑战，对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和它们的国民来说都是如此。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客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资深成员，以及丰国际研究所（Fung Global Institute）学术委员会主席。

关于不平等–经济应当服务于社会大众

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牵涉到如何使市场恢复应有的运作机制，有强劲的竞争力，能推动创新，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牵涉到不仅要确保经济的强劲增长，还要能分享繁荣的果实；牵涉到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席教授，他最近与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C. Greenwald）联手写了一本书《创造学习社会:关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观点》（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领域最大的较量在于经济系统的替代性：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能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供最理想的道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场较量也不复存在。不过新的较量随之出现：哪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最为有效？

长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似乎取得了胜利。美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向全世界推广其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自由化理念。但是2008年席卷西方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依靠政府出手，将经济从衰退中挽救了出来。希望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小化这一尝试遭受失败，政府在市场中的活跃程度史无前例。

在那之后，各界都开始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系统。在一百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国民收入的中位数处在停滞状态，这表明美国的这套经济系统无法让多数国民受益，尽管能让最顶层的“精英”获益。此外，美国的政治体系也受到质疑：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证据显而易见，美国的银行是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它们有足够的能量阻止相关改革的推进。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为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这些改革是必须的。民主不仅仅是常规的选举，选出政治领导人，美国民主的结果越来越像“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认为，程度较高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皮克迪认可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过去一百年的三分之一时间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严重恶化，同时财富传承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他预计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但是，我并不认为处在高位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状态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局，它也不是无情的经济力量导致的结果。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速和美国的经济增速一样强劲，但它们的不平等程度要比美国轻得多，它们的国民，尤其是收入偏低的国民过得比美国相同阶层的人好得多。一些国家最近几年甚至大幅减轻了不平等的状态，例如巴西。美国社会不平等状态处在高位且不断攀升是该国政策及政治所导致的，效仿美国行事风格的国家，例如英国，也出现了和美国一样的情况。不平等是一个国家“虚假”资本主义的结果，在那里，垄断和求大于供的情况泛滥，政府给大公司和有钱人提供补助，为银行提供紧急资金救援，同时公司治理和税法存在诸多漏洞，富人可以将他们的钱转到离岸税收避风港，所付税款远远低于应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强调，这种不平等会对经济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我在《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中对如何同时实现经济更好的增长与稳定，更高的平等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在美国等不平等状态已经到达极其严重程度的国家。“滴入论”（指一个体制中给予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的人）经济学并不发挥作用，正如美国经济数据所体现的那样。诸多的不平等源自寻租，源自缺乏公平的机会，这意味着身处底层的人不可能有机会充分发挥其潜能，在这种情况下，“滴入论”经济学更是发挥不了作用。

“虚假”资本主义出现在美国等国家当中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其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轻而易举地转变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在这个邪恶的联盟当中，这两种不平等能够互相助长。

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要比减轻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过剩”问题困难得多，比如防止过度承担风险、防止掠夺式借贷的出现，以及预防最近几年金融机构大规模的市场操纵行为的重演。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牵涉到如何使市场恢复应有的运作机制，有强劲的竞争力，能推动创新，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牵涉到不仅要确保经济的强劲增长，还要能分享繁荣的果实；牵涉到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当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是却造成人们薪资的大幅缩减，社会福利的下降时，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混淆了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全球政治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要确保民主进程真正体现普通民众的利益。将金钱的力量与政治脱钩并非易事，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我们的经济表现、我们的民主状况都将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