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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金融普及教育与家庭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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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金融部主任 李庚  本文编辑/王茅

本文探讨家庭理财与金融普及教育问题。文章先对家庭理财的基本原理做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涉及金融常识普及的一些实证问题,进而介绍近期一些国外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和经验。中国的金融常识普及教育应充分着眼本国特点,以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36年以来,居民家庭平均收入、消费、储蓄、负债以及财富都成倍增长。尤其是近10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迅猛,金融市场活跃,创新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杂的理财工具和居民颇为有限的理财知识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常识的需求也十分迫切。本文将对家庭理财的基本原理做一简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涉及金融常识普及的一些实证问题,进而介绍近期一些国外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和经验。应当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结构不同,中国的金融常识普及教育应充分着眼本国特点,以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道路。

家庭理财基本原理

家庭理财的原理和消费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理财的目的是为了日后的消费,而理财的前提是消费之外有财可理—当然这“财”可以是正(资产)也可以为负(债务)。大部分现代消费理论是建立在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莫迪利安尼(F.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的基础上的。虽然定义和数学表达有些出入,但这两个假说都认为如果消费者是充分理性的,那么欲使长远效用和福利最大化,当前消费应考虑到未来工资和资产收入可预知的变化和未知的波动。具体而言,如果目前收入很高,但预期今后收入会下降 (如临近退休的工人),那么现在就该储蓄;反之,如果目前收入不高,但预期今后收入会增加(如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么现在就该借贷以增加消费。此外,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波动性大(如无固定薪金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则应额外增加储蓄以应不时之需。

所谓家庭理财主要涉及储蓄和举债。储蓄要考虑到投资的回报和风险。一般来说,在均衡的金融市场中回报高的投资产品风险也高(如股票);而风险低的产品回报也低 (如国债)。投资者如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结合个人收入水平和波动状况以及消费需求,来控制风险、增加回报,是家庭理财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由于短期内高风险市场的收益波动大于其长期波动,年轻的投资者可以多持有一些风险较高的证券,而中老年投资者应多持有低风险证券。同时,投资高回报证券应注意分散风险,做好长远投资计划,合理、适时地调整投资品种,并避免频繁买卖、盲目操作。多项研究指出,散户投资者很难通过频繁交易取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回报。相反,频繁买卖反而增加交易成本和纳税负担,降低净收益。

举债同样需要考虑成本和风险。成本主要指债务利率。同样情况下,应选择低利率产品。比如汽车贷款往往比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要高一些,所以很多有充足房产的购车人选择后者。风险则包括浮动利率贷款所引致的利率风险和由于收入及可支配现金存量(流动性)波动导致的偿还风险以及相关的信用等级风险。一般而言,债务滞纳会影响借款人的信用分数,从而增加今后借债成本。应当指出,储蓄和债务并非是不可共存的。投资者应视相对的成本和风险灵活选择。例如,由于房屋按揭是抵押贷款,利率往往较低。投资者不必急于将这类贷款付清,而可以考虑在偿还按揭的同时投资股票等平均收益较高的证券。相反,信用卡债务通常利率很高,应当及早还清。

金融常识普及教育领域中的一些实证问题

不难发现,家庭理财并不简单。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环境中,理财对居民金融常识有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学术界对金融常识尚无严格定义,但它涵盖收入预测、消费规划、优化投资、债务管理,以及控制风险等诸多方面,从而要求一定的算术能力、经济金融知识,以及判断力。然而,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居民金融知识普及率仍不理想。比如美国健康和退休问卷调查表明,不足半数的受访者了解复利和通货膨胀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等理财基本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访者年龄都在55岁以上,有一定的理财实践。而多项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在青年人群中的普及率更低。

金融常识普及教育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一系列家庭理财问题的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首先,相当多的临近退休的家庭储蓄严重不足。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提供设定福利式(defined benefit)的退休金而代之以设定缴纳式(defined contribution)的退休储蓄账户,这一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可以想象,如果投资者没有对家庭财富状况做一长期规划,不了解复利对长远收益的影响,或长期投资于回报过低的证券,这种退休金储蓄不足的现象就可能发生。诚然,尽管退休储蓄在美国享有诸多税收优惠,在职人员的退休储蓄率仍然长期偏低。有研究指出,即使在有储蓄意愿的人群中,很多人也选择提前偿还净利率较低的按揭贷款而不投资于净收益较高的退休账户。此外,尽管美国的股票市场历史悠久,发展成熟,并给予长期投资者可观的回报,但居民投资股票的比例远低于理论预测值。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与金融知识欠缺有关。

其次,不仅居民长期储蓄偏低,很多家庭短期应急储蓄也严重不足。2009年的TNS全球金融危机问卷调查表明,美国近40%的居民不能确保在30天内筹得2000美元现款,从而对潜在的收入波动风险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三,大量居民负债过高。比如,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很多购房者借下远远超过自身收入和支付能力的按揭。导致贷款严重滞纳,房屋被没收抵债。究其原因,在放贷者不严格执行贷款标准甚至误导借款人之外,很多借款人低估了还债负担并对债务的概念和后果的认识模糊不清。另外,在信用卡法案生效前,很多无独立支付能力的青年(多数为在校大学生)欠下巨额信用卡债务。这些债务往往收取高额利息,可能会成为借款者的长期经济负担,或者导致滞纳破产,严重影响债务人的信用记录和日后贷款条件。分析表明,这些青年不少是在对信用卡作用和后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累积这些债务的。

第四,金融常识的缺乏也容易滋生高利贷和金融欺诈。最近的新闻调查表明,很多信用记录不佳的消费者在某些汽车信贷中介的引诱和胁迫下,以极高的利率借下多至汽车所值两倍的贷款。随后不久,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所购车即被收缴抵债。

外国金融常识普及教育的近期实践

金融常识的重要性近年来在美国和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居民理财和投资者保护在政策界和学术界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公共政策方面,以美国为例,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建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该机构除在居民理财领域执行维权职能外,还有专设部门和人员致力于金融常识普及教育工作,并定期向美国国会提交《金融常识年度报告》。在具体工作方面,保护署使用多种渠道和手段向居民介绍金融常识。笔者就曾经在银行看到该机构印发的介绍房屋按揭贷款和抵押信用额度的小册子。此外,美国诸多其他联邦机构也有常设部门负责金融常识普及工作。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Board)下设消费者和社区事务司,美国财政部下设金融常识教育委员会等。而在互联网上发布金融常识提示和科普文章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渠道之一。

除此之外,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如智库和高等院校等也加大了对金融常识普及的重视和研究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机构由于不隶属于美国政府,其研究课题和方法往往更为广泛而灵活。比如哈佛大学的莱布森(D. Laibson)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长期以来在不同的场合和条件下使用田野随机实验的方法研究引导员工增加退休储蓄投入的办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常识中心近年举办了大量的讲座和会议以研究居民金融常识现状并探索普及教育方法。中心创办人卢莎蒂(A. Lusardi)教授与沃顿商学院米歇尔(O. Mitchell)教授合撰的《金融常识重要性:理论与证据》一文较为详细地总结了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

此外,一些非营利民间组织也致力于金融常识普及工作。这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Jump$tart金融常识联盟。该组织主要着眼于儿童和18岁以下青少年的金融常识普及,其方法也很新颖而易于为年轻人所接受 (比如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

中国国情和金融常识普及教育

金融常识普及教育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收到预期效果。笔者认为中国的普及工作应注意以下的国情特点。首先,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家庭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频繁面临前所未知的领域。比如,我们有理由相信,完善个人信用记录系统并将个人信用信息充分用于房屋按揭和消费信贷市场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趋势。而我们对这一过程对中国信贷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无太多经验可循。这就要求常识普及工作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着眼于当前以及未来的投资者对金融知识的需求。

其次,中国人口在收入、财富和教育水平等方面很不平衡。处于不同收入、财富和教育水平的家庭对理财工具和金融常识的需求也有很大区别。这就要求普及工作有针对性,着眼于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和富裕人群相比,弱势群体的信息来源有限,投资渠道狭窄,社会经济保障薄弱。普及工作应特别注重他们的需要。

第三,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比较特殊,老龄化进程很可能还将持续数十年。常识普及则应特别重视退休金储蓄这一课题。此外,和老龄化相关而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人的老化,人的认知、分析和判断能力都可能会下降。这些变化使得老年人往往成为金融诈骗的对象。常识普及工作可以引导老年人对财产做出最为安全的处置或者委托可靠的专人管理。

第四,相对而言,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普通家庭可以使用的现代金融产品,存在时间还很短。金融常识普及教育也是刚刚起步。居民科学投资理财、分散防范风险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相当多的散户投资者对股票及其风险的认识是十分片面和模糊的。由于获得正确和科学的市场分析的渠道相对有限,这些投资者就很容易被误导而在市场动荡时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识教育应在最广的范围内深入浅出地强调最基本的经济和金融原理—比如“未雨绸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股市不是赌场”“没有免费午餐”等,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小投资者由于策略错误而遭受重创的机会。

第五,研究是政策的基础,数据是研究的前提。美国联邦储备局所采集的消费者金融问卷调查内容丰富且已连续存在了30余年。美国密西根大学所采集的收入动态面板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已运行近50年,涵盖了一个家庭多至祖孙三代的理财基本数据。中国在家庭理财和金融常识普及的研究和数据采集工作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过去10年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常识普及可以和数据采集相配合,摸清目前中国居民金融常识普及现状和薄弱人群,从而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同时应当认识到,政府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金融常识普及工作同样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政府部门、科研单位、民间组织三股力量结合,才能广泛地、深入地、科学地提高人们的金融知识水平。(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工作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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