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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往事与中国经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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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欧阳卫民 博士 研究员

一、赤字、债务与利率

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是中国古代政府公开承诺的财政原则。相反,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是要被指责的。

当然,在思想史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量出为入。实际政务中,因为入不敷出特别是军需、俸禄开支、奢侈而横征暴敛更是司空见惯。

明智而又仁慈的皇帝和大臣是有的,他们愿意节省开支,从而减轻税负甚至蠲免赋税以休养生息,体恤生民,让生产和生活继续下去。乾隆皇帝算一位。他的《降旨免东省逋赋诗以志事》是这样写的:

明知昨岁普丰收,岂乏前兹逋赋留。

虽已经途例蠲免,更廑欠款细咨陬。

概宽借廪谷和麦,并豁穷丁县与州。

庶使闾阎元气复,力田耕作冀登秋。

逋赋者,欠缴之税赋也。他的注释是这样:时巡经过东省,已蠲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兹复加恩将四十二三四等年历城等二十一州县灾缓未完地丁银十三万四千馀两,临清等七州县灾缓未完常平谷二万六千馀石,社谷二千四百馀石,麦种三千二百馀石,概予豁免,俾民力益得宽纾。

如果像当今美国,入不敷出,赤字越来越大,必然要借债度日,而债台高筑又不允许加征赋税,则通胀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每年万亿国债利息支出和到期本金如何兑付?在古代中国,一旦入不敷出,直接加重税负即可。征税权无限,所以不用借债。借债,是19世纪末清廷迫不得已做的丢脸事。除了加征赋税,解决入不敷出的办法是铸币、大量发行货币,通货贬值一如今日之美国,周而复始。所以历史上轻徭薄税的政府,币值稳定的朝代是被称颂的!

二、货币政策不可能中性

战乱时,粮食价格飚升是必然的。农业生产中断而消费不减,金钱到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地步自然如粪土一般。这不叫通货膨胀,这叫粮食短缺。因为粮价上涨并不是流通中铸币突然增加造成的,通货并没有膨胀,物价飞涨源于物资奇缺。南宋陆游(1125—1210)《闻吴中米价甚贵二十韵》描述的情形即如此:

千钱得斗米,一斛当万钱。

嗟汝蚩蚩民,何恃以自全。

拿这首诗佐证古代通胀是错误的。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无论铸币、纸币,都因为货币数量失控即铸多了或印多了。铸币时代略为复杂点,包括成色降低、官定比价、私铸滥铸等手法。陆游此诗的背景是外敌入侵,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是战火而不是货币造成的现象。相反,拿陆游《太息三首(其二)》佐证通货紧缩也是错误的:

祷庙祈神望岁穰,今年中熟更堪伤。

百钱斗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

小农经济靠天吃饭,谷物丰歉随年景好坏周而复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即使不减少甚至正常增加,因为五谷丰登也可能出现阶段性和区域性谷贱伤农现象,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政府调节即平籴:平价收购以待荒年平价销售,而不是鼓铸、滥印以应对所谓通货紧缩!

一般而论,古代币值波动,即无论通胀、紧缩,伤害最大的永远是底层百姓。与陆游差不多同时代的陈造(1133—1203年)《喜雨口号呈陈守伯固十二首(其一)》吟诵内容较准确:

钱轻币重病吾农,未有奇方起困穷。

粗遣年丰官糴粟,少令钱币各通融。

货币政策不可能不偏不倚。钱轻币重病吾农这句诗可以说洞若观火、入木三分。钱轻即通胀、铸币贬值,农民受损是明显的;币重即紧缩,如果实物税改货币税,农民受中间商盘剥,犹如雪上加霜税负加重!平籴和控制货币流通量绝对算德政了。可惜古代既没有象今天农发行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没有象中储粮这样的专业央企,平籴的规模、速度、效果不尽人意,收购、运输、储备、销售等,都成问题。加上一些官僚腐败和刁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乃至谷贵有钱无处糴(买不到)或有谷无钱人更穷(卖不掉)。至于控制货币流通量尤其是纸币发行量,在入不敷出时期,几乎不可能。且看刘学箕的《夏雨叹》:

君不见去年六月田作龟兆拆,祷祠乞雨遍村陌。

三、《北山》: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公债?

由于文化习俗差异和政治逻辑差异,某些国家比如西欧国家的历史金融现象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古代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国王向臣民借债而且利率相当高!例如英国的威廉三世向伦敦金匠们借款,利率达30%。这在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人看来绝对不可思议。

如果财富归属不同所有者,并且他们是平等的,那么让渡、转移财富,只能通过租借或捐赠实现。如果财富天然地、想当然地被认为归属帝王或他的朝廷所有,自然不存在公债一说了。《诗经·北山》是这样写道: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北山》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或无可奈何地认定臣民和财富都归属帝王所有,历代统治阶级也这么认定。所以中国古代只有课征强征,没有公债。

公债在西方和中东国家起源很早。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都有债券发行和转让史,而且绵延不断、历久不衰。国王或政府向富人、臣民借钱并承诺还本付息或转为年金之类永续债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相反,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政府向臣民贷款、贷物并收取相对低的利息。相对什么呢?相对民间高利贷。所以,政府主持借贷往往被认为是仁政和善举,犹如平糴或义仓。至于反向操作:皇帝向臣民借钱、政府向民间借钱这事简直闻所未闻;用税收或特权作抵押更是惊世骇俗乃至大逆不道。古代中国的逻辑是: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司马光语,见《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公债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到底是什么?

公债或债券,是借贷合同的一种,是契约的一种。债券体现的是平等、自愿,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尽管在欧洲债券史上也有强制认购和摊派发行个别现象。债券反映的是产权意识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在欧洲,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

古代中国社会是私有制社会,私有财产在民间也是得到尊重的、不可侵犯的;经济金融活动在民间也是平等的、自愿的。但是在皇权和政权面前,老百姓始终是卑微的,财产乃至生命是不安全的,朝野是不平等的。

借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债权债务意识,赖债、逃债甚至废债。西欧债券史源远流长,但债信一直不错。即使一时还本付息困难,也绝不逃废。永续债、年金就是这么产生的。中国政府债、公债出现很晚,但清政府、北洋军阀、民国政府都存在逃废行为。只有新中国,人民政府发行的债券信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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