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易纲10月14日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中国通胀总体温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会议是在线上召开的。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环比持平。这也佐证了易纲关于中国通胀情况的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对全球通胀提出警告，称上行风险加剧，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通胀，确实是目前大家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的文章《孙长忠：观察当前通货膨胀形势的两个视角|》，相信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思考。
从全球经济来看，疫情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下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第一经济体美国通货膨胀率大涨：5月份整体通胀率达5%，核心通胀率达3.8%，分别是2008年8月以来和1992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这远远超出了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通胀的担忧，有人甚至断言美国通胀一定会失控。本文分别通过短期和长期这两个基本视角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观察。
第一，短期视角：疫情影响的特殊性。著名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永远都是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这次也一样：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增发大量货币，造成对商品和服务需求超过供给，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但这一共性背后，还有很大的特殊性：疫情冲击不同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此次引发危机的不是经济、金融系统的内部因素，而是外来意外冲击。
在疫情来临之前，虽然各国经济都有各自问题，但也都在既有轨道上正常运行。以美国为例，疫情前经济势头很好，失业率低至3.5%，核心通胀率不足2%，股市一片繁荣，但突然受到疫情冲击，经济社会大面积同时停摆，用辩证法的术语说，是“恶劣的否定”。
与以往危机相比，疫情冲击的范围、强度、传导乃至持续时间、恢复速度都不同。相应地，政府的救助力度更大、救助面更广、货币增发更多，尽管疫情有所反复，但在疫苗接种、疫情缓解、社会放开后，压抑的需求立即释放，消费“报复性”反弹，供给却相对滞后，于是引发通货膨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观察通货膨胀就不能沿用以往经验，更不能简单套用通常理论（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主流经济理论已经提出了挑战，当然基本原理仍然适用）。
美联储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对此并不担心。比如“基数效应”，其实质就是当期消费中有部分是对此前被压抑消费的补偿。又如指数构成问题，根据美联储关于核心通胀指数的构成，引发通胀的主要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中二手车、家具和运动装备的贡献超过了4/5，而随着人们更多转向服务业消费，情况将会缓解。
而对上述通胀特殊因素的度量，一个简单方法是参考两家联邦储备银行采用的“修削均值（trimmed mean）通货膨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忽略价格中通胀率最高和最低的，只采用其余部分。
结果表明，达拉斯联储过去12个月修削均值核心通胀率为1.9%，而克里夫兰联储的数值为2.6%，二手车和能源价格的异常值没有消失，但不会持久。再如制约供给的就业问题，到9、10月份，随着失业补贴到期（有些州停发之后就业随之增加）、学生返校特别是疫苗普及，更多人将重新就业。
而且，作为美联储制定政策重要依据的充分就业数量可能变化：退休人员增多，劳动参与率下降，充分就业标准难免调整，美联储控制通胀的政策工具也可能相应提前启动（缩减资产购买乃至加息等），而且行动的方式、节奏也将适时适当，并与市场保持良好沟通，做好预期调整。这样，很多人担心的通胀预期也就不会自我实现。
第二，长期视角：美元的价值支撑。人们在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经常也是首先谈到的依据就是美国经济基本面问题，而且也都习以为常地把基本面描述为“繁荣”、“衰退”、“滞胀”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还只是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其实这并不深奥和复杂，只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常识而已。所谓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毫无疑问就是指“货币”。
货币之所以能“通货”，是因为货币是货物（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等价物，发挥着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通货膨胀之所以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是由于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其所代表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币值由此缩水。如果货币量增长了，经济财富也增长了，而且这两个增长是相匹配、相适应的，币值就是稳定的，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从美元情况看，增发了这么多，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发，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必然影响美元币值稳定，进而削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从现实看，去年以来美元指数虽有时下降，但总体坚挺，美债发行没遇到什么困难，美元信用也没受什么影响，而且美联储与多个国家央行货币互换，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球美元流动性的供应。
这一状况虽然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是：美国GDP尽管受疫情冲击去年出现负增长，而且美国其他问题也很多，但总体经济财富在趋势上处于相应增长中，而且在全球供需关系中处于稀缺性位置。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公司的增长，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特别是互联网巨头几乎全部是美国公司（中国的阿里、腾讯也在巨头之列），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Facebook五大公司市值均超过万亿美元（facebook是上个月最新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一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产品和模式是原创性、突破性、颠覆性的，马斯克更是颠覆多个行业，众多科技型初创公司、独角兽也发展迅速（据美国调查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最近一年全球产生约300家独角兽企业，起到拉动作用的是美国，独角兽数量增加64%，增至374家）。
这些科技公司，不仅为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客观上也给全球带来了价值。其他不说，仅最近包括G20在内的全球130个国家达成最低公司税率协议，就允许各国向美国科技公司征税。应该说，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价值创造能力，是美元的价值支撑。只要这样的能力不削弱，美元的币值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相反，如果这样的能力走下坡路，美元也必然相应走下坡路。
总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解决经济问题包括通胀问题，还是要靠科技。因为短期主要取决于疫情控制，疫情控制还是要靠疫苗，而疫苗的研发看似是短期突击的结果，实则离不开背后的长期积累和扎实基础。
因此，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能力，对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而这就要求繁荣资本市场，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特别是大力支持创投、风投及股权投资等投资活动，加强和改善监管环境和法治环境，提供坚实保障和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