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明确 高质量发展迈向新未来 | 宏观经济
by 清华金融评论 2020-11-13 09:48:33
《建议》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综合考虑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同时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全球贸易摩擦影响相互叠加，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全球国家竞争也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目前，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强大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但还需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1月刊的封面专题聚焦“‘双循环’助推全球价值链融合发展”，选取了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12篇关于“双循环”新格局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新格局进行了深入的、极富洞见的分析。专家们普遍认为，“双循环”新格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调整，虽然由应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所触发，却是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更进一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其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指出，未来三十年中国将以内循环战略为主，进一步在内循环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放。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文中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短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的开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而未来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主动调整，是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从过去“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过去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向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从过去“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进而以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
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历史转折时刻，党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撰文指出，“双循环”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战略调整，是从被世界秩序欺压到被世界秩序领导，再到主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跃进。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建议》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张道根表示，产业链体系完善健全、安全可控，产业链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体现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尤其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长转型、结构转变、动能转换的新阶段，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全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当前贸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根据WTO统计，2019年包括关税、数量限制、进口税和出口关税在内的新措施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比前一年度增加27%，全球贸易壁垒处于历史高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经受挑战，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给我国产业链安全带来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此前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指出，“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我们应该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产品本身这三个角度研究如何优化全球产业链。产业链到底应该多长?不同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链?比如，能否能够跟踪集成电路的生产过程，从提炼硅锭、切割成晶圆、晶圆加工芯片、切割成品晶圆、芯片组装、封装到测试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研究，看下中国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大飞机的全球产业链又有很大不同，包括液压、燃油、客舱管理与娱乐、防火、信息、线缆、机体结构、金属材料、控制板、起落架结构、环控管路、标准件、非金属材料等十几个系统，每个系统有众多承包商参与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必须在哪些系统或环节上具备制造能力，不至于被人家’一剑封喉’，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研究全球产业链时最大的问题是比较抽象，不够具体化，这样就难以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政策建议。”余永定说。
《建议》还明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亟须补上相关产业链短板，从各个方面维护好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张道根认为，我国要大力强化高科技创新驱动发展，高科技产业自主创新很重要。“十四五”期间以至更长时期，我国应注重推动量大面广的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和应用，大力运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制造等拓展和提升产业链体系水平和能级。“进一步做专、做深、做细国内产业链，发挥我国产业体系齐全的优势，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财税体制改革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建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王绛此前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指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中央企业要在国防安全、重大基础设施、跨区域协调发展、重要产业引领发展、重要基础民生保障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地方企业要在发展特色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后劲、促进地方民生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为此，要加快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整合步伐，加快中央企业与中央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以及与其他类型企业的资源整合，加快国有资本从市场饱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有序退出，实现全国国资一盘棋，提高国有资本整体配置效率。
《建议》还提到，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
“十三五”期间，我国完成了多项税收立法工作，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地方税体系不断完善。展望“十四五”时期，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相对稳定、较为中性的税收制度，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以制度性改革为主、阶段性措施为辅，与生产要素资源改革相配合，逐步扩大直接税比重，形成良好的税收负担预期。同时，积极推进地方税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断清晰的基础上，形成地方税与地方公共服务之间的合理连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18个税种中11个税种的立法。“十四五”期间，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7个税种都要由相关规定择机上升为法律。在增值税立法方面，除简化税率外，要强调增值税中性原则，研究税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以及是否还要继续采用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形式、是否继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此外，要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增值税法。
《建议》还提到，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刚刚提出，要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20年10月15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时表示，“经过科创板、创业板两个板块的试点，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清华金融评论》撰文指出，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注册制确定为资本市场改革的目标。2019年7月，科创板正式启动并进行注册制试点。2019年底，新《证券法》明确了公开发行证券实行注册制。2020年8月，创业板实施注册制的首批公司上市，这标志着我国注册制的顺利实施。在实践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原则的认识，并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注册制。
“坚定不移地推进注册制，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导向，不干预定价、不调节发行节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厘清注册制的核心监管原则，才能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坚持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王娴指出。
本文编辑：王晔君、 谢松燕、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