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董离职风潮背后的中国“反腐效应”

文/《清华金融评论》贾红宇

 

7月22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就最近“独董离职”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去年10月份，中组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上市公司独董离职潮就已经开始了。

 

《意见》下发后，全国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省部级干部中已履行完免职手续的有173人次，还有56人次兼职正在待企业履行相关免职程序。中组部发言人还提到，对于一些领导干部采用“曲线”策略担任独立董事，通过进协会、入高校、立名目等办法是会不奏效的。上市公司独董离职潮，正是中国“反腐效应”的体现，对于防止权力异化、建立良好市场秩序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反腐效应”冲击短期经济，促成改革

 

习总上台之后，对腐败问题持零容忍态度。随着近期一大波“老虎”“苍蝇”落马，政府正在重拾公信力。这次独董离职潮只是为反腐打了一剂预防针，更大程度体现在经济方面。

 

很多经济学家、学者对经济增长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7.4%，数据差强人意，但数据背后的东西更值得玩味。是什么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即使是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之时，中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GDP增长达8.7%。而本次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回归了“理性”。

 

从数字上看，反腐确实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冲击，当然这种冲击是短期性的。据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称，如今很多行业已经不好做了，包括河豚鱼、黑猪肉，大面积高端餐饮会所关门大吉。原来这些行业的主要需求来自公共部门，这里除了政府机关之外，还有军队、央企、科研院所等，这些都是“腐败”的聚集地和高发地。所以，“反腐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这些政府需求的冲击上，造成了经济的下滑。

 

从以上可以窥见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还是以政府需求为主导的市场，至少政府需求包括显性的，也包括隐性的，在总需求中还是占了较大的比例。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次“反腐”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降低这些政府部门的“腐败”需求比例，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政府“腐败”需求的退出，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会给私人部门创造大量的需求，刺激民间经济的发展，藏富于民。

 

坚持的“运动”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也有人质疑本次“反腐”是不是搞成了“运动”？中国人对“运动”一词心生畏惧，恐怕还是受“文革”影响，“运动”被冠以政治打击报复的含义。

 

实际上，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情与实际。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中国公民已经具备理性思维，政府也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治理结构，媒体自由逐步开放，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初具“现代国家”的特点。那种“文革式”的运动不会在中国重演。与那种“运动”不同的是，当下很多的反腐是由基层发起，由民间举报，媒体参与其中。

 

当然，我国制度上的漏洞确实给腐败留下了空间。犹如官员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一事，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中国“官文化”依然主导的背景下，商业不依附于政府权力就很难生存，这些上市公司聘请那些在职的或退下来的官员担任顾问、董事，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人脉”办事。本质上，还是政府控制了太多的权利，干预了微观经济，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所以才会有“托人”办事，请官员当董事的现象。

 

有些官员侥幸认为，这次“运动”估计很快过去，风波之后，我“胡汉三”还能回来。殊不知恐怕这次“反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是一次常态化制度化的反腐。有人反对“运动”反腐，要“制度”反腐，但如何制度反腐又提出不个“所以然”来。

 

实际上，坚持的“运动”反腐，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实际的反腐行动中，不断发现问题，发现腐败问题的根源，建立和完善制度，最终形成一种理性的制衡的制度，这才是反腐的真正目的。光说不练，不利于改革，只会给那些腐败分子带来调侃的作料。

 

改革要理清权力与利益的边界

 

中国未来会越来越开放，文明会越来越开化，这是历史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不可能阻挡。商业未来会在中国成为主流力量。但是，如何保证商业不会腐蚀政府权力，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能够有效监督的制度。要理清权力的边界，减小政府手中的自由裁定权，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寻租，铲除腐败。

 

正如这次独董退潮，正是商业利益和政府权力分割的一次改革。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是政府代为管理，那么企业到底是政府，还是企业？这也是产权不够明晰的问题。要通过改革，不断地改革，坚持地改革，逐步理清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才能塑造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官僚资本主义。正像习总讲的一样：“做官就不要想着发财”，是对每一位掌权者的告诫和警示。

 

官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是受纳税人委托，为纳税人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这是从国家治理角度理解政府的含义。如果政府“监守自盗”，贪污腐败，利用手中的自由裁定权，占有国有资产的利益，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体现。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发挥媒体的作用进行监督，光靠政府内部监督很难解决问题。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

 

通过独董离职背后的透析，我们窥见中国推进的“反腐效应”正在卓见成效。短期内，确实给经济造成了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官僚阶层的利益，对基层公众影响不大，反而是一种利好，所以赢得了大众的支持；但长期内，对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清理盘根错节的权力腐败，建立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改革意义和历史意义。在新政府的大刀阔斧的步伐下，一种新的制度、新的治理正在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