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思考

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探讨了我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缓解该问题。本文认为，解决我国当前的融资难、融资贵，根本上要允许必要的经济调整，允许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减少非市场因素在利率决定中发挥作用的程度。

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是产业轮换升级的资金反映，是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但其普遍存在则涉及体制机制缺陷。我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因复杂，与我国当前阶段转换和结构调整有关，也与经济过度杠杆化不均衡增长有关，既有促进优胜劣汰的“好”的融资难、融资贵，也有机制扭曲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坏”的融资难、融资贵，需要深入分析，辨证施治。

我国融资难、融资贵现象

当前我国出现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以下三个特点。

1．无风险利率和风险定价远远高于历史水平

一是各种期限的无风险利率相对偏高。虽然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已降到7%～8%水平，已处于周期性的负缺口，但我国当前的1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维持在3.0%～3.4%，3年期在3.2%～3.5%，10年期在3.5%～3.8%，高于历史上相同增长率时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更是显著高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图1）

从储蓄投资缺口（经常项目顺差/GDP）看，虽然从2006年近11%高点快速下降（图2），但仍是正的缺口，没有明显偏低于历史上经济较差时期。考虑到资金价格反映的边际变化，2009年以来，储蓄投资缺口边际变化持续为负。这意味着，总体而言，该时期我国的经济扩张主要是通过加杠杆实现的，宏观脆弱性上升，推动无风险利率系统性上升。

二是产业债总信用利差持续上升且处于较高水平。2011年7月前，产业债总信用利差（最低等级信用债收益率与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水平差）为3.55%～4.87%，较低且相对稳定，近两年在4%左右。2011年7月到2012年3月，产业债总信用利差急剧抬升，最高达7.26%。低等级信用债质量恶化表明，实体经济恶化，市场风险偏好下降。

２．利率的结构性差异

利率的结构性差异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但利率差异不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还有体制机制等非经济性原因，当前后者的影响更突出，主导着资源配置，导致出现经济上“劣币驱逐良币”。

我国长期存在不均衡的二元经济和金融体系，两个体系之间相对分割且各自封闭循环，通过产业和商业信用松散连接。两个体系间的融资成本差异巨大，两个体系的选择标准（谁可以进入？以多大比例进入？）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影响因素。那些能获得公开市场融资，能以银行基准及下浮利率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在银行贷款中占比从2009年底的66.56%下降到2014年底的26.3%），资金成本较低，如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地方融资平台等。无法获得足额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中小民营企业，不得不借助内部融资、信托、商业信用（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等）和民间借贷等方式融资，成本高昂。

即使同样能获得公开市场的债券融资，实体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的总信用利差也有巨大差异，甚至走势相反（图3）。2012年以来，产业债信用利差不断扩大，代表潜在政府信用的城投债总信用利差不断创新低。城投债总信用利差在2011年7月到2012年1月从3.33%快速升到5.02%后，持续下跌，最低跌至1.78%。

近期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机构内部行为异化，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非正常现象。（1）部分企业，借政府隐性担保、“大而不能倒”等获得相对低廉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获取利差，在本身过度膨胀的同时，呈现金融化特征。（2）部分产业中的核心企业，滥用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向上下游中小企业转嫁资金成本，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3）部分民营企业，利用高利贷等挤垮其他企业，以期获得廉价资产。（4）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正常贷款转移到表外谋取私利，加重了中小企业的利息负担。

3．资金供求陷入“逆选择”

理论上，融资难和融资贵并存是陷入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选择”。在有限责任制框架下，当企业杠杆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加大时，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就会凸显，道德风险会不对称增加，利率上升并不必然增加资金供给。

我国也存在类似情景。一是经济下行加上复杂的担保圈，加重了“逆选择”的程度。企业经营困难，信用风险急剧增加，加上企业间相互担保，形成复杂的担保链、担保圈甚至担保群（原是企业个体行为，后来商会等介入，演变成复杂的担保群），外部企业和金融机构无法及时准确获得信息，风险收益机制扭曲，利率上升并没带来融资量增加，企业间的商业信用甚至萎缩。受联保联贷影响“跑路”的企业，相当多是资产质量优良的企业。

二是企业的多元化和金融化，增加了不透明性，过度使用杠杆，因流动性风险引发“逆选择”。近年来，企业水平多元化，分散了行业风险，但加大集团杠杆，超常快速发展。一旦经济下行，尤其是大宗商品、房地产市场调整，企业集团的流动性风险凸显。大量陷入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困境的企业集团，通过传统产业融资，缓解流动性困境。除过剩产业风险外，房地产、金融板块的流动性风险，也表现为传统产业的“融资难”“融资贵”。

4.高资金价格的显性化

在价格管制下，资金主要通过“信贷配给”等非价格手段平衡。随着利率市场化，以非价格形式存在的成本显化为价格。这是均衡机制转换，而非真实资金成本上升。

一是民间借贷利率的显化。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人关注民间金融利率。首先，统计具有自我选择性。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当经济下行时，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往往被迫破产退出。近年来，中小企业发生经营和资金困难时，仍能以较高成本获得民间借贷维持，而不是破产退出（资金成本无限大）。市场只反映“现存”企业资金成本，延长了高资金成本企业的存续期，提高了统计利率水平。其次，二元体系的融合，提高了以正规金融体系衡量的利率水平。民间金融的发展和两个体系间套利，缩小了利率差，增加了高利率融资占比。民间金融需求巨大，加上行业管理、宏观调控及监管政策与实体经济需求出现一定偏离，套利行为普遍化、机构化和正规化，原先的灰色地带，异化为几十万亿元的庞大的、可见的影子银行、资产管理体系。

二是银行隐性成本的利息化。首先是利息成本的显性化。由于考核压力，银行将部分利息收入以财务费用等方式收取，通过强制存款、多次融资等方式变相加价。自由化后，利息从隐性转为显性。其次是风险成本的显性化。长期以来，我国银行并不真正承担风险，而是将绝大部分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嫁给国家和企业。如企业所贷资金与项目周期不匹配，要求通过抵押、担保等信用升级手段，达到几乎无信用风险程度。随着竞争加剧（特别是体系外竞争），原由企业承担的信用升级、流动性风险内化到利率上。再次是寻租成本的利息化。随着寻租行为的公开化和机构化，部分寻租成本转化为体系外民间借贷利息。

三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务重心下移带来的利率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特别是金融市场准入的自由化，网络理财产品的出现，存款利率开始回归合理，存款批发和零售市场价差缩小。银行贷款业务重心下移，开始重视中小企业，利率上浮比重从近40%升到75%。

融资难、融资贵的系统解释

利率是经济金融运行的全息反映，不同时期凸显的因素不同。融资难、融资贵反映我国经济阶段转换、经济结构调整，金融转型和自由化过程中，政府持续刺激、放松货币加大杠杆，通过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保持经济金融稳定下资金供求的特征。

货币的本质是“普遍信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的混乱期，未来趋势不明朗，很难形成共识。经济下行，也很难建立企业间及企业和金融机构间以盈利、商业模式等可持续现金流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市场的普遍信任不断削弱，目前主要依赖国家信用。普遍信任的降低，意味着“真实货币”数量萎缩。名义上货币数量很多且仍大幅增长，导致名义货币内在价值贬值，货币杠杆率过高。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三个断层，每个断层均处于转型中。第一层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需求、要素供给等已发生根本转变，但原有需求还有一定市场，企业、产业组织形式也还没有相应转变。既有房地产和过剩产业，也有健康、环保和互联网等。收入分配和消费的矛盾日益激烈。第二层是政府管理。政府管理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父爱式”管理和子女的叛逆共存，政府承担了最终稳定职能，收益和最终风险承担严重不匹配。第三层是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是基于实体经济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既有服务于实体经济中的传统部门，也有的服务于新兴部门；有基于政府管理提供服务的，特别是基于政府隐性担保运行的，也有规避政府管理，在表外和体系外运行的。金融市场本身也面临转型，面临市场运行与金融管理、宏观调控间的割裂和错位。

总之，当前实体经济、政府管理和金融运行出现断层，每一层又处于转型前的断裂期，是三层割裂的综合体。

三个割裂的断层通过政府隐性担保确保自我循环。包括投资—生产自循环、基于国际分工的自循环，以及国内的土地（政府债务和基础设施）—房地产—影子银行构成的自循环。这些自循环维系着原有结构，使得转型和断层被市场善意忽视。

当前，资产方的货币周转速度大幅下降，这要求负债方的货币周转速度越来越快。政府加强行业管制和金融风险管理，市场为维系资产－负债大循环，转向表外和体系外。资产方通过业务多元化、集团化，联保联贷规避行业管制，加大杠杆。实体企业、各类金融机构卷入负债方的资金循环。委托理财、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中间业务、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甚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地方融资平台等，层出不穷。资金从需求方到供给方，链条越来越长，涉及的机构越来越多，资金运行模式和结构越来越不清晰和不透明，评估的难度越来越大。

近年来，维系原有结构的自循环不断出现裂痕。首先是国际大循环的坍塌，接着是产能过剩问题的显化，然后是房地产市场调整。2013年金融体系出现自我萎缩迹象，支撑金融运行的刚性兑付神话出现松动。黏合割裂的故事和信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此背景下，除真实货币数量下降外，市场出现四类影响融资成本的非正常因素。

一是政府管理和金融系统转型，均衡机制转换和利率显化。资金供求均衡机制从行政性数量配给转向价格调节，隐性利息、成本、风险转由显性利率表达。其中，数量配给是除价格以外的资源配置机制，指的是二元金融系统的选择标准和每个系统内的数量配给，包括宏观管理部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合意贷款规模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管理等，也包括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

二是阶段转换、经济下行和杠杆率上升，非正常市场主体资金需求影响资金供求。由于盈利下降，财务和经营杠杆上升，微观主体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增加，影响了理论上假设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很多企业卷入信用担保，自身甚至没有意识到承担的或有杠杆水平，产生额外的流动性困难。

三是金融机构为满足监管部门行政性管理要求产生额外成本。监管部门重点关注所监管行业机构风险，限制市场事实上的主导且有盈利的业务。金融机构为保证最终稳定性并追逐利润，为满足机构内形式上的无风险和无责任，表面上将业务和风险向行业外转移和渗透，产生了庞大的、额外的“包装”成本。

四是真实风险通过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由国家承担，泡沫化的“劣币驱逐良币”显示为融资难、融资贵。国家承担着最终稳定责任。当前经济运行事实上仍高度依赖于传统过剩产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缺乏足够的新经济增长点，为保证必要的经济增长，国家又不愿意过度暴露转轨风险，不但“太大不能倒”，“太小也不能倒”。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成为风险配置的决定因素，引导着资源配置。经济层面的资源优化配置，被政府主导的风险配置所取代，经济上优势企业被“挤出”，显示为融资难、融资贵。

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混淆了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混淆了庞氏融资和风险资产，导致无风险利率和风险资产的市场定价机制失效。从投资者角度看，由于普遍存在隐性担保和事实上的刚性兑付，这些金融产品都是无风险资产，资金流向仅由利率水平高低决定。银行储蓄存款大量流向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和各类“宝宝”等。国债等真正的无风险利率产品，不得不与隐性担保的风险资产竞争，推升了无风险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庞氏融资和风险资产很难区分，特别是当产品设计日益复杂、期限错配严重时，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普遍，基于庞氏融资的项目挤出风险资产。无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和庞氏融资混杂，市场定价机制失效，不公平竞争被简单概括为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难、融资贵的对策思考

问题总是产生于无知和执念。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充分认识到阻碍融资难、融资贵解决的限制性信念。现实中，我们容易倾向于用替代的办法来应对，如政府（政策性银行、财政部和央行）替代市场，通过国际市场替代国内市场直接提供低廉资金供给，用另一种行政性要求替代原有的行政性要求，如要求金融机构为特定群体提供低廉资金等。替代性应对，并没有直面问题根源，只是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问题是一面镜子，正面应对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实力。美国忍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利率，日本直面70年代高油价，德国经历了90年代的低工资，推动本国艰难转型，建立经济“新常态”。解决我国当前的融资难、融资贵，根本上要允许必要的经济调整，允许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减少非市场因素在利率决定中发挥作用的程度。

一是要区分好的、合理的和坏的融资难、融资贵。 应对融资难、融资贵，首先需要区分好的和坏的融资难、融资贵。有利于市场出清、有利于市场化的隐性成本外显，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好的融资难、融资贵，主要反映经济下行风险、金融机构业务下沉风险的融资难、融资贵，是合理的，应以平常心对待，允许市场的必要调整。主要反映体制机制缺陷的，尤其是行政干预、隐性担保介入价格调整，是坏的融资难、融资贵，应坚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

二是理清政府债务、及时市场退出和必要的债务重组。一是宜借理清政府债务，打破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影子银行自循环，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二是鼓励市场及时出清。严格预算约束，在合理控制恶意“逃废债”前提下，允许不具清偿能力的企业及时退出市场。三是推动必要的企业债务重组。考虑到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为避免陷入仅靠市场力量导致“泥沙俱下”的过于惨烈的调整方式，有必要借助我国政府的行政优势，在负债方清算前，在资产方做好分类处置，区分好坏企业、好坏资产，推动银行主导的必要的企业债务重组。

三是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完善国家稳定体系。首先，打破刚性兑付应先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刚性兑付几乎是事实上没有上限的100%隐性担保，而且还可以享受风险资产的高收益。按照目前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只能对50万元以下存款提供100%的显性担保。如果两者共存，存款可能会大规模转移出银行体系，带来巨大宏观风险。其次，应尽快有序打破刚性兑付。打破刚性兑付，可从民企开始，逐步过渡到不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的私募产品，再到信托和非银行理财产品，最后是公募债券。要管理好市场预期，通过利息损失、债务重组等方式，逐步提高市场对信用风险的切实体会。再次，我国应完善社会稳定体系。我国宜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证券、保险三个行业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基金和信托业的保障基金，理顺央行的流动性救助、财政危机救助、社会救助和救济等经济社会稳定体系。近期应尽快建立必要的流动性资金池，解开由担保、债务形成的不合理资金链困局。

四是统一监管，规范国有企业行为，推动金融市场化。一是统一监管。尽快打破监管的部门分割。相同的市场行为，应适用相同的监管原则，避免画地为牢式的监管竞争。短期内，可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出台各个部门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根据需要，可推动监管部门的机构改革，实现统一的、功能和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二是规范国有企业行为。我国宜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对其从事的金融行为（包括通过财务公司等下属金融机构，通过商业信用进行的资金融通行为），加强反垄断管理，防止实体经济的垄断力量渗透到金融领域。三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放宽机构、产品和市场的准入，推动金融市场化，加速市场的交叉、融合和分层，在金融实践中，真正区分股权、债券及夹层融资。逐步减少政府行政管理带来的资金配给和成本效应，通过改革消除存贷比、合意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给金融机构带来的超过国际平均的运营成本。

五是加速经济转型。以原有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资产泡沫（自循环）不断膨胀，像一个黑洞似的不断吸引着社会资源，通过成本和风险的抬升，挤出其他企业，增加系统的脆弱性。加快推进改革，加速经济转型，直面系统切换过程中“破”和“立”的关系，完成阶段转换，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