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对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架构的布雷顿森林式的再造｜国际
by 清华金融评论 2024-08-27 08:45:32
2024年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80周年，而且是国际劳工组织《费城宣言》通过80周年。本文从回顾《费城宣言》出发，就如何在21世纪借鉴《费城宣言》的理念，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改革，实现更加以人为本、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和弹性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和建议。
关于迈向对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架构的布雷顿森林式的再造可能是怎样的，我要提出具体的但带有一些根本性的建议和概念供人们思考。
为此，我需要首先简短回顾历史。2024年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80周年，而且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费城宣言》通过80周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是在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前就已存在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就在1994年夏天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即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两个月前，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费城宣言》。该宣言奠定了关于至少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如何考虑构建战后国际经济架构的知识支柱或核心逻辑。
该宣言重申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一是劳动不是商品。其二是以下陈述（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祉和精神发展。……一切国内、国际的政策和措施，……均应以此观点来加以评判。”这涉及早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关于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框架指导了人们四五十年的想法。《费城宣言》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之前（pre-neoliberal）的阐述，涉及经济增长、发展和合作如何需要融入社会，服务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目的。
适用于21世纪中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规范（与1944年时的主题类似，但面临明显不同的各种挑战）
现在，当我们思考国际经济架构的下一轮修订（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的改革规范时，有两个主题与1944年时人们所面临的主题非常相似。
一是希望提高外汇稳定性，实现更有效、更对称的宏观经济调整过程，为长期和有序地向多种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体系过渡设定方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一个长期难题。
二是扩大可持续发展（当时人们不这么称呼，他们称之为经济重建和发展）的融资规模。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一点，因为这是下一轮改革中极其重要的关键成功因素或绩效要求。
尤其需要实现的是：推动将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的环境恶化脱钩（decoupling），特别是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同时也要提高经济增长与家庭生活水平中位数的提高，以及更普遍的社会物质福利进步之间的挂钩（coupling）。这通常被称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但我认为对此最权威的表述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这两个挑战，要求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资本配置中，在对包容性、可持续性、韧性的考虑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方面做出重大改变。目前，从对这些社会因素的考量来看，世界经济存在资本错配，我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量亦是如此。
这意味着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态系统的资金调动能力有进行重大改善的必要性。2023年，二十国集团（G20）印度独立专家组估计，需要将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态系统在与《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外部资金调动能力提高10倍。我们需要牢记这一最终的绩效要求。
这也意味着标准的增长和发展模式——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源代码”（source code）——的重大改变。资本主义的“源代码”，包括宏观经济理论（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新自由主义思维的观点），以及国际经济组织提供的分析、建议和援助。要对于一方面经济学对增长数量的强调，与另一方面的增长的社会质量（以广泛、可持续的进步及生活水平衡量）进行重新平衡，需要思维上的这种根本性转变。
关于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从未真正得到关注，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还因为这种讨论一直缺乏核心逻辑，缺乏一个修订后的政策模型，来基于该模型建立修葺一新的制度大厦。
走向以人为本的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新平衡，以应对21世纪的分配和转型挑战
在我看来，改变思维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和政策模型。超越新自由主义尤其需要对机构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更为系统的处理。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教学和实践所缺失的一环，是一个盲点。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紧密聚焦于增长的数量，而对于使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能更普遍地在社会上传播的机构和政策的关注则少很多。在我最近出版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国家的生活水平》（Human-Centred Economics：The Living Standards of Nations）一书中，我通过从五个基本维度为家庭生活水平建模，并勾画对这五个维度有重大影响的特定政策和机构力度的领域，尝试定义这个更广泛的政策和机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对经济增长的社会质量——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五个关键维度是：就业机会（劳动力参与率、技能、竞争、反腐败、实体经济投资等）；可支配收入（工资和非工资报酬，相关的劳动权利、工作水平、福利、转移支付）；物质必需品（食物、能源、住所、交通、通信等）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经济安全，即抵御冲击的能力（社会保护和某些劳动保护，资产积累）；环境安全（空气、水、卫生设施、土壤、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完整性）。
该书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似的国家中，家庭生活水平的这五个维度通常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有关国家对这些政策和机构力度的关键领域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或较低。而这则是因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长期低估了这种多样化的制度生态系统在实现分配和真正促进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协同方面的作用。
与劳工标准有关的规范、政策激励措施、公共行政能力，社会保护，竞争和反腐败，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税收，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对基本必需品的获取，教育和技能等，这些政策领域对于将GDP增长转化为家庭生活水平的广泛进步真正重要。这一政策和机构生态系统是事实上的收入分配系统，我更愿意称之为支撑市场经济的“生活水平扩散机制”（living standards diffusion mechanism）。
在宏观经济课程、政府委员会，甚至在国际经济机构中，我们并不把这个多面的机构架构的本身视为一个函数，我称之为总分配函数 （aggreg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但是如果想真正重新平衡我们的增长和发展模式，以使其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我们关于增长和发展的思维模型（mental model）的这种改变是所需要的最根本的改变。这一总分配函数与总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相互补充，并与总生产函数具有相当大的协同效应。
总生产函数和总分配函数两者的结合构成了国民经济表现的底线，即总社会福利（aggregate social welfare）。经济学的根本目的不是生产性产出或GDP的增长；相反，社会通过家庭生活水平中位数所反映的总社会福利提高的程度来评估其经济的最终成功程度。这可以用符号的形式更正式地呈现：总社会福利=总生产函数+总分配函数。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数学等式，总生产函数也不是一个数学等式。最初，人们认为它可能是数学等式，但经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后，今天没有人真正认为总生产函数是一个数学函数。它是一个思维模型（mental model），总社会福利函数也是如此。它是一个替代的、更平衡的关于增长和发展的思维模型。
对国民经济政策的影响
请允许我谈谈这种重新平衡的增长和发展模式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及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架构的影响。
同等重视和投资于这两个“函数”（总生产函数和总分配函数），构成了更加以人为本的、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和韧性的发展模式的“黄金法则”。
这种“双镜头”（two-lens）的经济发展观点在经济史上有充足的先例。如果你读读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们可以说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位早期理论家和编纂者）的实际著作，会发现他们一方面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市场对提高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需要在这些不同领域进行机构深化以确保经济体的产出增长能够实现广泛的社会福利改善的同等重要性。
思考这一模式的一种方式是，它会为凯恩斯的财政货币政策战略增加补充性的结构—机构维度（structural-institional dimention），以试图在他所谓的一方面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方法与另一方面的以国家为中心或由国家控制的经济方法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Middle Way）。
我们今天生活在凯恩斯所谓“长期”（long-run）之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处在混合市场经济中，位于这两种原型（archetypes）之间。无论政治情况如何，所有的国家都使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标准工具箱与思维模型。通过系统地将推动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关键政策与机构因素在这一模式中内化（internalizing），来使这一模式重新平衡，是重塑21世纪国际经济架构的关键，也是实现我们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向其公民做出的承诺的关键。
我想补充一点，这种修订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式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年的政策选择，特别是中国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尤其是在对消费和生产进行重新平衡方面。
对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架构的影响
以上说了这么多。对国际架构有哪些具体影响，这是本次小组讨论的主题。这种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构意味着，国际经济机构的工作是，支持各国和生物圈应用这种重新平衡的双视角模式，以帮助它们平等和平行地强调强化市场和机构，以支持家庭生活水平的广泛进步。我将这称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的黄金法则。
《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国家的生活水平》一书在这方面涵盖了三个基本领域。这里我只讲第二个领域，即国际金融架构的革新。重新平衡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建议，以及重构贸易和科技治理也很重要。但今天我把重点放在国际金融架构上。
一是需要转变多边开发银行的核心业务模式，以扩大对金融的全面动员。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石是资本充足率框架（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简称CAF）审查，尤其是意大利央行（Bank of Italy）在2019年开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该研究评估了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多边开发银行在不扩充资本，并且不危及其现有的信用评级的条件下，能够调度多大规模的资本扩张空间（capital headroom）来提升其对资本的动员。此外，2023年，在印度的领导下，一个独立专家组在这一领域提出了非常重大的改革方案。这些为在这一领域进行所需要的雄心勃勃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指明了道路……
本文基于理查德·萨曼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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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丨《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8月刊总第129期
本文编辑丨王茅
责编丨丁开艳、兰银帆
初审丨徐兰英
终审丨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