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金融评论》 邢缤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自今年7月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来，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融资难、融资贵”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呈现缓解趋势，但仍然是突出问题。会议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成本高问题，以促进创新创业、带动群众收入提高。

会议提出了十条解决办法：一是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支持银行通过社区、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规范服务。三是支持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展，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发挥保单对贷款的增信作用。四是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防止信贷投放“喜大厌小”和不合理的高利率、高费用。五是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资金存量，简化小微、“三农”金融债等发行程序。六是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七是支持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八是完善信用体系，提高小微企业信用透明度，使信用好、有前景的企业“钱途”广阔。九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虚高”的贷款利率。十是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遏制不规范收费、非法集资等推升融资成本。用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和能力。

从上述举措不难看出，这次会议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该说，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中央动用了几乎各种手段，从股权到债权，从传统金融到时下热议的互联网金融，从国内到海外，从财政到金融。目的就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促进创新创业、带动群众收入提高。”这是由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不独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的难题。道理很简单，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的，而且要求收益和风险的匹配。中小企业风险大、信用低、缺少抵质押物、存活率低，“融资难，融资贵”势在必然，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喜大厌小”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出面了。

不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在近年来流动性还算充裕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这主要是因为部分行业和部门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并且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

比如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被公认的暴利行业，在银行贷款渠道被堵死后，信托、银行理财、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计划和民间融资成为房地产公司融资的主要渠道，对于部分房地产公司来说，30%的综合成本都能承受，仍然有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逐利的资本当然趋之若鹜。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也就很容易解释了。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也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小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但是，国有企业却挤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部分资源。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此多彼少”。

另外，很多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金融行业）里空转，也导致了社会融资成本高企。近年来，实体经济里很多行业不景气，利润率非常低，甚至亏损，而金融行业却持续火热，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这个行业。比如，最近山西海鑫钢铁的破产重整就是一例。这固然与近年来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低迷有关，但是，在危机来临前，实际控制人李兆会却重金投入金融业，难则其咎。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经济整体的角度综合考量。同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融资，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我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