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具有“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特殊优势，目前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外国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重要跳板，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上相对于上海来说拥有先发优势。由于二者在制度禀赋上的差异，我国在建设国家金融中心过程中需要系统思考二者的战略定位，以提升国家的整体利益。本文从香港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出发，分析二者的定位差异，以期为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势

第一，香港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由于发行港币，香港能够与境内的金融体系保持相对独立。同时，这使得香港在面对外部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制度创新时，受到的约束和掣肘较小，灵活性和自主性更强，这一点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无法比拟的。

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香港的经济规模较小，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成本较低，此时可以选择联系汇率制度，市场利率可盯住美联储基准利率即时调整。如果不拥有独立的货币，那么香港很难实施有别于内地的汇率制度，进而很难获得跨境资金流动的优势，同时也很难与内地的金融体系保持相对独立 。

第二，香港有相对灵活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中国的金融监管架构在中央政府层面是“一委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有地方金融局，这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统筹协调压力较大，灵活性弱于香港。由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实施由中央在上海派出机构及上海金融局具体负责，像国际商业保理这种涉及人行、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上海金融局等多个部门的制度变革，统筹协调的难度远大于香港。

同时，金融监管政策（譬如《外汇管理条例》）一般均适用于全国，不太可能对于境内某个地方实行特殊的金融监管政策，否则存在监管套利的风险。相对于上海，香港的金融监管体系与内地保持相对独立，推行制度创新方面自主性和灵活性更强。

第三，香港有独立的财税政策。由于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有独立的财税政策，这使得香港在争取企业落地的过程中具有上海难以比拟的优势。上海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且中国实行分税制，这使得上海如果进行税收政策的突破，面临更大的改革阻力。

比如内地企业所得税率是25%，中央政府拿1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拿9个百分点，而香港在发展离岸贸易过程中，可以直接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10%以下。香港进行税率的调整自主性更大，没有受到上海面临的分税制的约束，不需要去协调中央政府的所得税率。

同时，由于上海只是中国的一个直辖市，如果中央在上海某个地区降低税率，这会使得这个地方成为税收洼地，全国其他地方的企业都会来此注册，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税基。由此可见，上海相对于香港来说，税收政策改革的风险和阻力显著大于香港。特别是目前西部地区财政普遍比较困难，希望上海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此时上海做出税收制度改革的难度更大。

第四，香港具有资金跨境自由流动的便利。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选择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自由流动，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根据本国的经济周期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同时为了金融和外贸的稳定，选择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然而付出的成本是必须对资金的自由流动进行管理。

这使得上海在发展离岸贸易、财资中心等业务过程中受到较大的约束，必须对在岸市场跨境资金流动识别是否拥有真实的交易背景，缺乏香港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优点。香港经济体量比较小，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选择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较低，受到的掣肘相对较小，灵活性更大。

正是由于香港拥有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优势，其在发展离岸贸易、财资中心、外汇期货等方面受到的掣肘较小，这使得香港在成为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方面具备上海难以匹敌的优势。

由此可见，香港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实施联系汇率制度，金融监管和财税政策也相对独立于内地，这使得其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相对于上海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香港在发展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等离岸业务过程中，灵活性更强，同时制度变革受到的约束也更小。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由于缺乏独立的财税政策和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便利，可与香港进行差异化竞争，进行错位发展。

同时，由于中国是金融分业监管的国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变革由中央监管部门的上海分支机构具体负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度变革面临更大的统筹协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