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社会。桥本寿朗等(2001)提出“日本90%以上的国民都是中产阶级”。然而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加重。疫情后,日本复苏动力不足,通货膨胀抬头,日元大幅贬值,收入差距问题再次凸显。
岸田文雄就任以来,推出“新资本主义”施政方针,提出“在实现强劲成长的同时,寻求工资持续上涨与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打造成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创造可持续并具包容性的经济社会”。分配战略作为岸田文雄“新资本主义”政策的重要部分,旨在“防止富人与穷人、拥有者与非拥有者之间的分化”,促进实现“成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从具体措施看:一是提高工资收入,二是加强“对人的投资”,三是维持下一代中产阶级。
一是基尼系数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显现。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1994年,日本再分配调整前的基尼系数为0.42,调整后为0.33;2019年,再分配调整前的基尼系数为0.51,调整后的基尼系数为0.36。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最富有的10%人口平均收入是最贫穷10%人口的8倍,2009年已达10.7倍。2021年,最富有的10%的日本人拥有58%的日本财富。
二是贫困比例增加,老年贫困问题凸显。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21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64万日元,但61.5%的家庭收入位于平均值以下,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比例达18.5%。据OECD统计,2018年,日本老年人口贫困率为15.7%,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1.6%。65岁以上人口收入来源方面,来自“公共转移支付”的比例为50.1%;来自“工作”的占比为40.3%,为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
加重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经历战后繁荣期后,日本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安倍政府降税等政策没有达到提升经济目标,反而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长期经济增长停滞及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加重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
20世纪80—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由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股票市场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及低失业繁荣,但与此同时日本生育率下降趋势显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及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越加严重。2008年,日本总人口开始下降,改变了自19世纪以来的人口发展方向。经济增长停滞叠加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结构,非正式工相对于正式工人口比重增加,女性劳动参加率上升,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日本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一是劳动力市场两元化问题导致非正式工收入低于正式工收入。日本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度,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经济长期低迷,劳动力短缺,企业削减用工成本,许多年轻毕业生无法找到全职工作,企业使用非正式员工的情况日益增多,非正式雇佣者占总劳动者比率持续上升。1990年,兼职就业人数占日本就业人数的13%,全职就业人数占85%;2021年,兼职就业人数占25%,全职就业人数占71%。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2021年,日本正式工人的月薪为32.34万日元,非正式工仅为21.67万日元,仅占正式工的67%。
此外,个体户、非全日制雇员与正式员工享受社会福利不一致。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日本非正式雇员不能充分享受社会福利。日本只有2/3的非正式工人可享受就业保险,不到一半的非正式工人可享受与工作有关的健康和社会保险缴费。
二是女性与男性收入差距较大。据日本统计局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日本女性就业人数从2658万人增加至2986万人,增长了12.34%,占日本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从42%提高至45%。但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并未带来女性收入与男性的平等。2021年,女性兼职就业人数占日本全部兼职就业人数的67.4%。2021年,日本的性别工资差距为22.1%,在OECD国家中居第三位,仅次于韩国和以色列。
“安倍经济学”加剧日本收入分配不平等
安倍晋三上台后,推出“三支箭”经济政策,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2016年,安倍晋三提出“新三支箭”,即提升经济实力、大力支持育儿、完善社会保障基础。从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看,既没有达到3%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定目标,也未实现2%的年通胀率目标。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国民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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