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模式起源于英美国家，但在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相比其他金融领域，中国金融科技的市场规模、行业影响、关注程度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不过，国外学者对金融科技的研究时间较早。格雷纳（Martina E. Greiner）早在2009年便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金融科技交易并未有效剔除信息不对称，交易中仍然极易出现借款者和投资者的信息欺骗问题，需要对此进行风险提示与预警。尽管研究时间较早，但是全球缺乏对金融科技概念的界定，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于2016年将金融科技定义为技术驱动金融形成新的业务模式、技术应用以及流程和产品。金融科技既可能促进金融创新，又同时可能诱发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套利，亟须金融监管予以回应〔布查克（Greg Buchak），2018〕。面对现代化科技驱动金融行业的监管挑战，中央银行作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向现代化金融监管迈进，积极应对金融科技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及其监管套利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因为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而实施的金融制度。现有可借鉴的文献资料有限，而且大多数文献主要探讨传统中央银行制度构建，而较少地从金融科技发展变局视角探讨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理论逻辑、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因应。金融科技具有科技表现形式，却从事着实质的金融服务。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政策也随之演进：第一，包容监管阶段（2007—2013年），主要体现为宽松的市场准入政策，在传统金融抑制监管框架下罕见地为金融科技营造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促使我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第二，原则监管阶段（2013—2017年），确立了金融科技业态的边界与监管分工，明确依法、适度、分类、协同与创新监管原则。第三，现代监管阶段（2017年至今）。随着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与平台“爆雷”“跑路”等事件频发，金融科技风险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从2017年起，金融监管层加快了对金融科技行业的清理整顿步伐，全国金融科技“整治风暴”拉开序幕，金融科技领域的现代性监管由此开启。作为创新型技术，金融科技既给金融发展带来新机遇，但也面临着算法、技术、金融、法律、业务、监管问题与系统性风险，迫使监管者做出有力回应。我国于2023年将“一行两会”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被视为“双峰监管”之三元模式的实践应用，突出了现代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充分彰显了现代性监管要求。因此，结合本土化金融科技发展与中央银行的客观实践，本文提出构建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具体举措建议。

金融科技发展变局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意义

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人类社会出现了首个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此后，从工业时代到智能时代，不同经济体形成差异化的中央银行制度。随着金融科技驱动下的新时代到来，我国同样需要加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

构建现代金融治理功能体系的重要任务

金融科技发展变局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首要意义在于它有利于建设现代金融治理功能体系。其一，推进现代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从金本位制向信用本位制转变，现代中央银行构建的信用货币体系发挥着核心的作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在某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中具有中枢地位，倘若现代中央银行对本国货币管理得当，那么该货币将会在资源配置尤其是金融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健发展；倘若现代中央银行对本国货币管理失灵，那么该货币将会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消极作用，可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衍生信用收缩甚至经济危机。其二，应对国际金融体系变化的重要选择。在当前的金融科技发展变局下，中央银行及时调整金融治理内容，从政府融资、管理货币等向维护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等转变。另外，金融科技促进了各种数字货币的出现，加剧了货币国家化与非国家化的竞争，货币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竞争，超越了传统国界的非数字化竞争趋势，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因此这倒逼经济体加快本土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积极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与金融形势变化……